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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邦最后一次见到梅子，是在县城的汽车站。
那是1993年秋天。梅子穿一件红色外套，扎着马尾辫，站在检票口。维邦站在她身后，攥着车票，手心全是汗。
“到了打电话。”他说。
梅子没回头，嗯了一声。队伍往前挪，她忽然转过身，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维邦后来反复回忆，都记不清她的表情。只记得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大巴车喷出一股黑烟，开出了站。
他们同一年进厂。好上是在一次联欢会上，梅子唱了一首《外面的世界》。唱得不怎么好，但声音里有种东西，清清冷冷的，带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劲儿。
维邦托人去问，梅子说，让他自己来。他在宿舍对着镜子练了好几天，终于鼓起勇气去等她下班。梅子出来的时候，夕阳正好打在她脸上，她眯着眼睛问他：“你找我？”
维邦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梅子笑了：“走吧，我饿了。”
就这样好了。
那些年日子慢。周末骑自行车去县城，一人一根冰棍，从街头吃到街尾。冬天的晚上送她回宿舍，站在楼下哈着白气说话，说到熄灯铃响了还不肯走。
维邦说：“等攒够了钱就结婚。”
梅子靠在他肩膀上，点了点头。
后来厂子效益不好了。梅子的弟弟在深圳打工，来信说机会多。梅子把那封信看了好几遍，问他：“要不，我也去看看？”
维邦没接那封信。“你想去就去。”
语气很平。可梅子知道，他说得越轻描淡写，心里越在意。那几天谁也不提这事，但梅子开始收拾行李了。维邦看着那个箱子一天天鼓起来，什么也没说。
送走了梅子，维邦的生活一下子安静了。下班不知道去哪，食堂吃完了不知道该干什么。那盆一起买的茉莉，他记得浇水，可叶子还是慢慢黄了。
梅子打电话来，说深圳很热，说厂子管得严。维邦嗯嗯地应着，临挂电话问了一句：“还回来吗？”
那头顿了一下：“过年就回。”
那年春节，梅子没回来。说是加班有三倍工资。维邦一个人过年，饺子煮了一半，吃了一半，剩下的倒掉了。
年没过完，他也去了深圳。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出了站，满眼是人。广场上灰蒙蒙的天，他想，这就是外面的世界。
梅子来接他，穿着工衣，头发剪短了，人也瘦了一圈。她带他去小饭馆，一直给他夹菜：“多吃点，你瘦了。”
维邦吃着吃着，忽然说：“我来找你回去。咱们回去结婚。”
梅子的筷子顿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放下筷子，看着他说：“维邦，我不想回去了。”
那顿饭吃得沉默。那天晚上，他躺在客厅沙发上，听梅子在里屋压低声音哭了好几次。
第二天维邦就走了。没让梅子送。回去的列车上，他挤在两节车厢中间，靠着铁皮门，听车轮咣当咣当地碾过去。
他想，外面的世界到底有什么好？可他又想，回去了又怎样？工资照常拖欠，厂子半死不活，两个人照常在那条街上走来走去，过一眼能看到头的一生。他给不了她什么。
后来的日子，维邦去省城打工，结过一次婚，又离了。梅子嫁在了深圳，据说生了两个孩子。这些消息零零碎碎地传来，没专门打听，就这么知道了。
维邦后来很少听齐秦。
前几年回老家，路过那个汽车站。车站早拆了，变成了一片商业区。他站在那里，找不到当年的候车室，也找不到那个检票口。
他忽然觉得，自己找的不是那个车站。是那年秋天，检票口前，那个扎马尾辫、穿红外套的背影。是那个背影转过来，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的那几秒。
手机响了，朋友发来一个视频。有人在翻唱老歌。
前奏响起来的时候，维邦愣住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他站在街上，阳光很亮，身边的人来来往往。没人注意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路边，听一首歌，听得眼眶发红。
他不知道，在很远的南方，一个叫梅子的女人，也会在某些安静的傍晚，偶尔想起他。想起那座北方小城，想起厂门口的梧桐树，想起宿舍楼下那盆绿绿的茉莉花，想起那句一直想问却始终没问出口的话——
“那盆花，后来开了没有？”
夕阳西沉，维邦把手机收进口袋，慢慢往回走。
他等的，也许不是那个人了。
他等的，也许是那个从前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