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055 年，北宋仁宗至和二年，辽兴宗重熙二十四年。
楔子
对，辽兴宗重熙二十四年。兴宗耶律宗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继位的是他的长子耶律洪基，没错，就是《天龙八部》里成了萧峰大哥的那位皇帝，后世称为辽道宗。辽朝从耶律阿保机开国，到辽道宗继位，时间已经过去了139年，而整个辽朝的寿命也就209年，也就是说，后面的日子没多少了。
把目光放回南边的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回到了京城开封。当年因为支持庆历新政，离开了开封，在各任地方官上兜兜转转，期间还写出了那篇现在需要全文北宋的《醉翁亭记》。这一年回到政治权力的中心，也已经是一个48岁的中年人，放在古代来说，就是半生已过，不复少年。
欧阳修回到开封，肯定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而这一期的节目挑了一个角度：欧阳修要求禁书！
一、禁书风云起
此时的欧阳修，结束了长达9年的地方官生涯，带着岁月沉淀的阅历和一颗滚烫的报国心，重回京城。谁能想到，这位文学大咖，一回来就掀起了一场关于书籍的轩然大波。他向朝廷呈上一份奏章，建议审查出版物，甚至要烧掉一些书和书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在开封的书市闲逛时，欧阳修偶然发现了一本包含老朋友富弼文章的文集。他翻开一看，顿时脸色大变。富弼曾出使辽朝，文章里全是大宋君臣关起门来说的话，什么“虏”“夷狄”这些对辽朝的侮辱性词汇，用得那叫一个多。
当时的宋辽关系，表面上和和气气，每年互相派使者慰问，新年有“正旦使”，皇帝生日有“生辰使”，还签了协议赌咒发誓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可实际上，双方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欧阳修心里清楚，这文集要是被辗转卖到北边的辽国去，那可就捅了大篓子了。辽朝人要是在关键时刻把这篇文章翻出来，当成外交甚至军事博弈的筹码，大宋可就被动了。想象一下，本来大家和和气气地做生意、聊天，突然一方拿出你曾经骂他的话，这架还能不打起来？
其实，这不是大宋第一次意识到印刷品传播带来的风险。早在澶渊之盟签订的第二年，宋真宗就下令，除了儒家经典，禁止在宋辽边境交易市场售卖其他书籍，违反的话，书就会被没收。这一开始，可能只是大宋觉得自家文化宝贝，不能轻易让辽国占便宜，有种文化竞争的小心思在里头。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家发现印刷品传播背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从文化竞争上升到了外交危机，再到后来发现还有军事泄密问题。到了宋神宗时期，在边境市场卖书甚至要被抓去坐三年牢。
可朝廷的禁令和严刑峻法，根本挡不住利益的诱惑。那些为了赚钱的商人，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想方设法把书走私到辽国。苏轼、苏辙兄弟的作品，在辽朝广为流传，苏辙出使辽朝，临行前，苏轼还写信告诉弟弟：求了北边别提他的名字。结果到了辽国发现苏轼的文集在那边备受欢迎，上至地方官，下至普通识字百姓，都对苏轼的作品赞不绝口。而苏辙自己写的《服茯苓赋》，也早就漂洋过海，被辽朝人熟知。这就像大禹治水，光靠堵是不行的，得想别的办法。
欧阳修的禁书之举，其背后的本质是传播技术升级后带来的文字失控。印刷术的发展，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知识传播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让更多人有机会读书识字；另一方面，也让信息脱离了掌控，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这就好比我们现在用互联网，刚开始觉得发邮件、用微信沟通工作、打车点外卖，简直太方便了，可慢慢地就发现，“下班”的概念都快消失了，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技术刚诞生的时候，就像给人类送了一份超级大礼包，可谁能想到，这礼包背面还写着代价呢？
二、信息失控的困境：话语与主体分离
印刷术只是信息传播变革的一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传播的载体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从古代先哲对文字传播的态度中，我们就能发现信息传播变革带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孔子，这位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一生“述而不作”，他只整理和传授古代典籍，自己却不写书。现在我们看到的《论语》，都是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的。佛陀也是只讲不写，佛经开篇总是那句“如是我闻”，意思就是“我听佛陀他老人家是这么说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要不是他的学生柏拉图把他的思想记录下来，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他当年在雅典街头和人聊了些什么。
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为啥对文字传播这么谨慎呢？苏格拉底给出了他的理由。首先，他觉得文字会伤害人的记忆力。在口语时代，像“荷马史诗”“格萨尔王”这些伟大的作品，都是靠人们口口相传、硬生生记住的。可自从有了文字，人们就开始偷懒，有什么事当下记到纸上就完了，就像现在我们上课光顾着拍PPT，拍完了就放在一边不管了，根本没把知识真正装进脑袋里。
其次，苏格拉底认为口语比文字更有活力。有些微妙的意思，文字是表达不出来的。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打字半天说不清楚一件事，干脆打个电话，几句话就能把事儿说明白。在电话里，我们的语气、语调，都能传达出更多的情感和信息，这是文字无法比拟的。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字会让语言失控。苏格拉底在《斐德若篇》里说：“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就一手传一手，传到能懂的人们，也传到不能懂的人们，它自己不知道它的话应该向谁说，和不应该向谁说。如果它遭到误解或虐待，总得要它的作者来援助；它自己一个人却无力辩护自己，也无力保卫自己。” 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一篇文章一旦写出来，脱离了作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传播过程中很容易被误解、被曲解。
苏轼的“乌台诗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轼上任湖州时写了一副对联：“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他本来就是自我调侃，顺便表达一下自己的为官志向。可在他的对手耳朵里，这对联就变了味，被解读成对新政的不满和嘲讽，成了政治迫害的把柄。苏轼肯定没想到，自己的几句心里话，会因为文字的传播，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这就像我们在网上随便发个动态，可能只是表达一下当时的心情，可有的人就是会恶意揣测，断章取义，把你的意思歪曲得面目全非。
三、真相与谣言的较量
信息传播速度的变革，同样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苏轼晚年被贬到惠州，本以为这辈子就要在那里终老了。可他写的一句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传到了京城开封。当时的宰相章惇，也是苏轼的政敌，看到这首诗后，心里那叫一个不爽：“好你个苏大胡子，在惠州过得这么惬意？不行，得再贬！” 于是，60 岁的苏轼又被贬到了海南的儋州，那个时代，天涯海角也差不多就是这里乐。
一首诗，就因为传播速度快，改变了苏轼的命运。这要是放在现代，一条消息在网上瞬间就能传遍全球，其影响力更是不可想象。信息传播速度越快，真相就会越多吗？答案是否定的。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到的 “猎巫” 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中世纪的欧洲，“猎巫运动” 如同一场疯狂的瘟疫，席卷了整个大陆，持续了数百年之久。那时候，人们的科学知识极为匮乏，对自然现象和疾病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一旦村庄里出现了意外事件，比如庄稼歉收、牲畜死亡，或者有人莫名其妙地生病，村民们就会把矛头指向那些行为古怪、独居或者被认为不合群的女性，认定她们是与魔鬼勾结的女巫。
谣言的传播速度快得惊人，而且越传越离谱。一个普通的老妇人，可能只是因为养了一只黑猫，或者会用草药给人治病，就被邻居怀疑是女巫。消息一经传出，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她的 “罪行” 会被不断夸大：有人说看到她在月圆之夜骑着扫帚飞行，有人说她能召唤恶魔，还有人说她会用巫术诅咒别人。这些荒诞不经的谣言，在当时却被人们深信不疑。
一旦被指控为女巫，等待她的将是残酷的审判。审判过程毫无公正可言，审讯者会使用各种残酷的刑罚，逼迫嫌疑人认罪。其中有一种名为 “水刑” 的审判方式，将嫌疑人双手和双脚绑住，扔进河里。如果嫌疑人沉下去淹死了，就证明她是无辜的；如果她浮起来了，就被认定是女巫，要被处以火刑。这种荒谬的逻辑，导致无数无辜的人冤死。
整个 “猎巫运动” 期间，大约有十万到二十万人被当作女巫处死。这场悲剧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信息传播的失控。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谣言很容易在人们的恐惧和无知中迅速扩散，而真相却被淹没在谣言的洪流中。人们不去追究谣言的来源，也不进行理性的思考，只是盲目地相信和传播，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惨剧。
在现代社会，网络谣言同样可怕。一些不实消息，往往比真相传播得更快、更广。比如，某个明星的一点小绯闻，瞬间就能上热搜，引发无数人的关注和讨论。而真相呢，可能要等很久才会浮出水面，甚至被淹没在谣言的喧嚣中。就像最近网上流行的一些谣言，说某种食物致癌，大家一听，纷纷转发，可后来专家出来辟谣，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但很多人已经被谣言误导了。
从 1055 年欧阳修的禁书事件，到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乱象，我们可以看到，信息传播的变革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挑战就拒绝技术的发展，而是要学会如何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自己的信息辨别能力，让信息传播真正为人类的进步服务。毕竟，技术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如何使用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