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喜欢翻看历朝疆域图，历史的沧桑浓缩在方寸之间，让人心生敬畏的同时，也让人更加珍惜眼前的岁月静好。

数千年时间里，华夏民族的疆域从关中的核心区域，越过崇山，跨过江河，最终向东止步天山山脉，向北到达阿尔泰山脉，向西则到昆仑山脉。最终由西北绵延的崇山峻岭和东南漫长的海岸线，围合而成地大物博的泱泱大中华。

漫长的岁月流逝里，是不断上演的地理之再定义。中华文明以极其强大的包容性将国家的定义一再扩容。在这场可以堪称为奇迹的民族大融合里，种族间的冲突从未中断，血肉的相博也不曾远离，但最终，还是跨越了地域的界限和身份的隔阂，融合而成更加厚重亦更加博大的中国。

地图上微不足道的一小寸，或许就是几百年的血雨腥风。

你可以说它是历史的惊心动魄，也可以说它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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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将它放置于现代中国视域下，其实它的疆域仅约为现代中国的三分之一，它东起辽东、西抵黄土高原、南据岭南、北达阴山的国土面积更加接近兵弱的北宋。

对于华夏民族来说，秦朝统一，心理上的意义更甚于地理上的。

它从文字、货币、行政、法律、度量衡以及交通上的整齐划一，建立共同的生活习俗与文明规则；由帝国通过政治的力量去除地方化，建立共同的神圣信仰；从而最终形成了全新的命运共同体。在政治上有共同的国家归属，在社会上有声气相同的群体共识，在思想上有共同的伦理观念，在历史书写上有共同的记忆边界。

可以这么说，从秦朝开始，我们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同质性的国家。

从此之后，不管疆界如何缩放，国的理念始终深入华夏子民的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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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秦始皇可能借着巡游的契机瞻仰过桂林的优美山水，但这个时期帝国的核心依然是黄河中下游的那一片富饶平原。直到公元317年司马睿带着家小南迁，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广大疆域才真正进入历史的进程。

江南多山但雨水充沛，一路向东的长江在中下游形成了广袤的冲积平原。丰富的水资源，再加上气候适宜，稻谷可以做到双季栽种。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这样的优势是致命的。所以东晋以及其后的南朝四国，才得以在长江以南偏安数百年，才得以让原本避难的门阀世家们，过上了胜过以往的锦衣玉食的奢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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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是继秦朝之后中国地理的一次重新定义。

几百年动荡之后，华夏大地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它给大中华带来的是新生还是排异，从某种程度上将决定了华夏民族的最终走向，甚至决定了东亚世界的生存格局。

隋唐的统一其实可溯源于拓跋氏的北魏。

439年拓跋焘统一北境之后，实际控制地区集中在华北平原，493年拓跋宏迁都洛阳，在北边线由东向西设立六镇拱卫京师。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六镇的军阀们逐渐成为可以对抗中央的力量，最终在尔朱荣的带领下，六镇反制王权。534年，东西魏的分裂实质上是六镇军阀的分裂和扩张。

占据一线的宇文泰一伙励精图治，西魏国力后来居上，最终在公元577年吞并了北齐，脱胎于六镇军阀的两股势力再一次合并。从本源上来说，它依然是一种贵族制，于两晋南北朝的门阀贵族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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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立国38年，是历史上著名的短命王朝。成王败寇，不甚光彩的谢幕方式，使得杨氏父子留给后人的印记更多的是他们的败绩，相比隋朝执政者的成就，更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杨广的穷奢极欲和自取灭亡。

某种程度上，史笔下的封建王朝是掺杂了统治者意志的历史。我们只有分辨笼罩在历史文献上的重重撰写者的意志，方可在当代视野下认清这些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

隋文帝执政期间，在中央设立五省六曹制，开创了我国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推行的“开皇律令”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封建五刑制基本定型；在地方政务上，他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在人才选拔上，他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这一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

隋炀帝执政期间，进一步执行整体发展轴线南移的国家战略。短短几年时间，征召了数百万民工，修建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被黄河、淮河、长江等几条天堑分割数千年的大中华至此南北贯通，中华大地才真正迎来”人文“和”地理“上的大一统。这条“劳民伤财”的大运河，通达南北，成了华夏民族的大动脉，在此后的千余年里，一直为中华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可以说，在大中华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杨氏父子精明强干，不负所望地把准了历史前进的脉搏，为中华民族初步确立了新的社会范型，唐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军事行动、文化教育和宗教传播无一不因循其旧。

这才是隋唐这场世纪大变局里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