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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的哲学，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言说，一是主观实践，二是客观实践。当用实践这个词语的时候，已经有些西化了，因为中国哲学似乎没有主观、客观、实践之类的概念，因为中国哲学讲究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物是一体的，部分与全部是不可分的。换个角度说，中国哲学一般不会把人与世界割裂开来，而是作为世界组成的人；也不会把某一事物脱离其存在的环境而做研究，诸如研究分子组成之类。再说实践，中国哲学对应的词语是“道德”，即因“道”而“德”，德者得也，就是根据道的思想来行动。所谓的中国人重道德，就是既重视道，也就是人生的根本行动原则，又重视行，也就是依道而行，道、德一体，须臾不可分离。
语言无非是表达的工具，当然这种说法也不对，因为语言背后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乃至思想，所谓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但语言肯定有工具的一面，工具就有词不达意的可能，魏晋玄学家因此才讲“得意忘言”。用主客观和实践这样的词语说中国的历史哲学，有一些偏离中国哲学的特质，但好在这样说也可以理解，因为其内涵是主观构想和客观落实，历史哲学肯定离不开背后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哲思（包含内容），哲思自然是主观的，比如“仁”，就是主观的。说某一思想是主观的，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又要说其是“实践”呢？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了，前面也说到，中国哲学是道德哲学，哲学思考的本身就是指向生命的安顿，即行动。既然思考的是实践的原则，那自然可以说是主观实践。
说到此可以移入牟先生认为的哲学的第三面：纯理智的思辨一面。这一点很容易跟前面的主观实践混为一谈，因为不能说主观实践不需要理智思考，不能说主观实践只是想当然，那就称不上哲学了，哲学之为哲学，就是要经由思而抵达某一高度，绝不是随意的空想。只是中国的哲思是领悟式的，即整体性把握，而不是逻辑推理。比如儒家对天的理解，不是通过追究事物的第一因的逻辑方式而推导出上帝，而是颖悟到“天不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更是不言“怪力乱神”，“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学生问“死”，孔子对答“不知生焉知死？”也就是说儒家不把注意力放在天上，而是努力的做能做的事。孟子则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段话一方面指出“尽心”即可“知天”，可以因此而确立自己的“天命”。这就把人与天的关系打通了，但没有推出上帝，而是把重心放在自己的行动上，落在“道德”上。
西方哲学则有大量的纯理智思辨的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笛卡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他们的哲学思考可以无关乎实践，只是对世界解剖式的逻辑分析，他们的哲学也不是实践能检验的。这种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脉。而东方哲学，不是这么扁平的思考问题，而是着眼于“人当何为”，如何让人安身立命。也正是思考内容的不同，东方导向道德实践，西方发展出科学。
再说中国哲学的客观实践，儒家提出“仁”是主观实践，而制出“礼”则是客观实践，也就是把主观精神客观化，可操作化。所谓的“兴于诗，立于礼”。
主观实践和客观实践指向中国哲学，纯理智思辨指向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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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之为哲学，自然要指向其哲学内容，那问题就来了，是哲学指导历史，还是历史事实决定哲学？
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不过用牟先生的话说，只有观念之具形出现，才有历史。也就是说首先得有观念，人类能按照观念生活了，才有历史而言。否则就是生物性存在，为了生存而活着，那就无所谓历史。这种言说的背后，就很清晰的表明了观念在前，没有观念就不会有所谓的“人”的历史。
另一个问题随之而生，观念是怎么诞生的？一说是某个或者某些开创性的人凭空创造；一说是面对客观世界的困难，想出的问题解决策略。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我倾向于前者。人之为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天马行空的思考，不但能解决问题，更能在没问题时创生观念。所谓的时代精神不是无意识的个人汇聚的，而是有思想的大学者的引领。因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当然，大人物的或者君子的引领人类的观念可能是凭空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结合，比如智人时代，若干个头脑活跃的智慧者在安静时忽然想到更大的联合，从而壮大自己的队伍；也可能被其他族群或者凶险的动物威胁，而想到人多力量大。虽然没办法证明，但我更倾向与在安逸的时候的突发奇想，虽然面临危险也可以急中生智，但人在安逸的状态下的思考可能更悠远更富开创性，而紧急中的策略可能更偏向于问题解决。不过，无论哪种智毕竟都是智，都是创造，这是在强调观念之于行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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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哲学，就要审视其道统、政统和学统。道统是思想，政统是社会的结构机制，学统则是问题研究的方法。前面提到中西哲学在道统上的区别，这也就暗示了学统的差异。西方哲学中纯理智的思辨，而中国的哲学更习惯于整体的把握事物，一般靠类比、寓言等形象的方式来言说道理，比如孔子讲仁，没有下定义，但通过很多行为指示仁，比如：“刚毅木讷近仁”“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还善于从反面指点仁：“巧言令色鲜矣仁”“予之不仁也”“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不同的人问仁，孔子因人而答：樊迟问仁，“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颜渊问仁，“克已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等等，不再举例。到道家的庄子，更是善于使用寓言表达思想，也就是在对某些形象的描述上，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就需要整体的透悟。
而西方的学统，主要是纯理智的思辨。可以与实践无关，即使你可以拿来去进行科学研究，但不是我思者的义务。中国学者则是直接思及行为。
统者，纪也，相联系的体系。进一步讲可以说是相联系的内在精神一致的体系。
守住我们的学统，就是守住我们的道统，守住我们的道统，就是保持我们民族的特色，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守住自己，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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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自己是否就是闭门造车的井底之蛙呢？
在理论上讲，很可能，有些思之不深的民族都消亡了。这也是顾炎武所言的“亡天下”，即文化丧失，“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历经悠久的历史而能流传下来，正是其文化精神的生命力强大。
黑格尔言国家是最高的存在形式，其实就是说达到最高的绝对精神在国家的落实。也就是各民族内在的尽其自己的最高峰，圆满化的客观化自己，即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之统一。国家是道德的整全，是神圣理念（绝对精神）存在于地球上。
这就跟中国的“大同”的精神实质一样了，即都达到精神上圆满，只是黑格尔站在一国的角度，而中国哲人站在天下的视野。
牟先生强调民族国家的发展，当“以理生气”，靠文化内涵拔擢生命，这有点“以道弘人”的味道，反对“以气尽理”的原则，因为气可断灭，民族家国无以为继，这是说“人能弘道”靠不住。这自然有道理，无“以理生气”，文化何以延续。但这两者又怎么可分，没有气禀卓越者，又怎能提撕众人的生命？或者又怎能更上层楼？保守很可能跟不上世界的发展而走向消亡。
另一层，现实往往很残酷，“以气尽理” “以理生气”都只是人类在能自我把控时的考虑，但人的业力会有漏洞，宇宙法庭亦不可思议，这些随时可能毁灭民族乃至人类。这就是陶渊明所言“人生实难”了。
（注：以上文字不少内容受刘俊平老师启发，这是一个学识丰富的人，与之交流获益良多，在此表示感谢。）
——《历史哲学》阅读笔记之二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