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富荣
一、妈妈
十三岁那年冬天，我跟着妈妈走进了那个男人的家。
妈妈走在前面，拎着两个编织袋，里面装着我和她所有的衣服。我跟在后面，手里攥着妈妈给我买的那双新球鞋，鞋底还沾着老家的黄泥巴。院子门口养着一条黑狗，冲我龇牙咧嘴地叫。那男人站在门槛上，叼着烟，上下打量我，像在打量一头牲口。
“叫爸。”妈妈小声说。
我没叫。
那男人哼了一声，转身进了屋。
从那以后，我的日子就不一样了。
他姓刘，我叫他刘叔，但更多的时候，我连这个称呼都省了。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劈柴、扫地、喂鸡、把院子里的雪铲干净。有一回我铲雪的时候偷懒歇了一会儿，他从屋里冲出来，照着我的后脑勺就是一巴掌。我眼前一黑，栽倒在雪地里，鼻子磕在铁锹把上，血淌了一脸。
妈妈从厨房跑出来，看见我满脸是血，嘴唇哆嗦了几下，终究什么都没说，转身又回了灶台边，继续切她那堆萝卜。
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哭了很久。不是哭鼻子的疼，是哭妈妈不敢说话的样子。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妈妈在家的时候从来不哭，一个人拉扯我长大，去砖厂搬砖，去饭店洗碗，去工地上筛沙子。她的手裂得像松树皮，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黑泥。可她从不抱怨，每天晚上睡觉前还会给我讲一个故事，虽然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本破旧的童话书。
我以为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直到她嫁给了这个男人。
从那以后，打骂就成了家常便饭。饭菜做得不合口味，筷子就飞过来了。他喝多了酒，就拿皮带抽我，抽完了还让我跪在院子里。妈妈站在旁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唇咬得发白，可就是不说一句话。
我能理解她。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屋檐，哪怕这屋檐下的日子并不好过，她也不敢再失去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半大的孩子，能往哪里去呢？外面是比屋里更大的风雪。
可理解是一回事，活下去是另一回事。
我越来越沉默，像院子里那棵被风吹歪了的枣树。白天上学，傍晚回来干活，晚上躲在被子里看借来的书。书是唯一能把我从这个院子里带走的东西。我读《鲁滨逊漂流记》，幻想自己也能漂到一个荒岛上，没有人打，没有人骂，只有我自己和那片海。
终于有一天，我决定走了。
那天他喝了半斤白酒，因为我打碎了一只碗，他追着我打了半条街。妈妈跟在后面，哭喊着求他别打了，可他像头疯牛一样，眼睛血红，手里的棍子呼呼地响。
我跑出村子，跑上公路，一直跑到天黑，跑得两只脚全是血泡，跑得肺像要炸开一样疼。我蹲在路边的水沟里，听见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
二、火车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火车。那长长的一串铁家伙，轰隆隆地从远方来，又轰隆隆地到远方去。我总是想，这铁家伙载着的那些人，他们要去哪里？会不会去一个没有打骂的地方？
我摸黑沿着铁路走，走到一个小站。一列货车正停在那里装煤，车皮之间的连接处有一根铁梯子。我趁人不注意，爬了上去，把自己塞进一个凹槽里，缩成一团。
火车开了。
风大得要命，灌进脖子里像刀子割。可我心里是高兴的，觉得自由了。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走，我想象自己正在离开那个村子，离开那个男人的拳头，离开妈妈那双不敢说话的眼睛。
我想象得太好了。
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火车在一个弯道处猛地一晃，我手没抓稳，整个人从车上甩了出去。
我记得自己在空中翻了半圈，然后后背重重地砸在道砟上。紧接着，一阵巨大的疼痛从双腿蔓延开来，像是有什么东西正把我和身体的下半部分撕开。我低下头，看见自己的两条腿还压在车轮下面，铁轨上全是血，红色的血在碎石间流淌，在黑夜里显得格外刺眼。
我倒没有立刻晕过去。我记得很清晰，我看见腿和身体分开了，断口处露出白生生的骨头茬子，骨头茬子上面还连着几根筋，像被扯断的橡皮筋一样颤颤地缩回去。
我想喊，但嗓子里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最后看见的东西是头顶上的月亮，又圆又大，冷冷地挂在天上，像妈妈哭不出来的一只眼睛。
后来的事情是妈妈告诉我的。
她说她被叫到医院的时候，我还在手术室里。她在走廊里站了四个小时，没有哭，只是一根一根地咬着手指头，把十根手指头咬得全是血印子。手术室的门打开的时候，医生端着一个不锈钢盆出来，盆里装着我那两条腿，从膝盖下面十公分的地方截掉的。
“你想看看吗？”医生问她。
她摇了摇头，然后终于哭了出来。
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出院的第二天，刘叔就打了我一巴掌。
“废物，”他说，“白养你这么大，现在连个活都干不了，就是个赔钱货。”
我趴在床上，两条腿空荡荡的，裤管卷起来扎了个结。他那一巴掌扇在我脸上，我偏过头去，正好看见了妈妈的眼神。那眼神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害怕、愧疚、躲闪，可那天，妈妈的眼睛里有一团火，很小很小的一团，像风中的蜡烛，摇摇欲坠，但到底没有熄灭。
那团火只烧了一秒钟，就被妈妈狠狠掐灭了。她低下头，端着饭碗转身走了，脚步快得像在逃跑。
我没有怪她。我从来都没有怪过她。她比我更难。
出院后我开始学着适应新的身体。翻身是第一关，没有了双腿，重心完全变了，每翻一次身都像要从悬崖上摔下去。我花了半个月才学会稳稳地翻身。然后是坐起来，没有了腿，坐不稳，得用两只手撑在后面，像一只努力把自己支起来的虫子。最后，我开始学走路。
三、用两只手走路。
我先把手撑在地上，身体往前一荡，两只手交替着前进，像一只倒立行走的猴子。手掌磨破了，结痂，再磨破，再结痂，最后手掌上的皮变得又厚又硬，像老树皮一样。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能用手走出院子了。
那天阳光很好，我撑着新做的一副木制手撑，一步一步地走到院子外面的土路上。妈妈站在院门口看着我，终于笑了。那是她来到这个家以后，第一次笑。
秋天的时候，镇上逢集，我用手撑走了五里路，去赶集。集上人很多，热闹得很，卖菜的、卖肉的、卖布的、卖杂货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在集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听见了一阵二胡声。
是一个老头在拉二胡，旁边站着一个盲人，正扯着嗓子唱戏。唱的是什么戏我不知道，但他的嗓子真好，像一把生了锈的刀，粗糙、锋利，把人心里最深的那个地方割开。
地上摆着一只搪瓷盆，盆里有一些零钱。
我在他们面前站了很久。老头抬头看了我一眼，看见我手里的木撑，看见了空荡荡的裤管，什么也没说，继续拉他的二胡。那个盲人唱得投入，脸上全是汗，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来，像要把命都唱进去。
收工的时候，老头过来帮我捡起地上掉的一只手套，递给我，说了一句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他说：“孩子，你跟着我们走吧。”
我想了三秒钟，说：“好。”
那天晚上我回到了家，妈妈正在灶台边烧火做饭。我放下木撑，撑在灶台边，跟她说：“妈，我要走了。”
她手里的柴火掉在地上，愣了很长时间，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掉在灶台上，掉在那些柴火上，嗤嗤地冒着白气。
“妈，你放心，”我说，“我不是恨你，我只是想自己活着。”
她没有拦我。
第二天一早，我撑着木撑出了院子。妈妈站在门口送我，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攒的二百三十块钱和四个煮鸡蛋。她没有哭，只是看着我，嘴唇微微颤着，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但最后只说了一句：“冷了就回来。”
我点了点头，转过身去，用手撑着一步一步往前走。身后传来刘叔的一声冷哼，像一泡浓痰卡在嗓子里。
我始终没有回头。
走了很远很远，拐过了村口那棵老槐树，我才停下来，面朝着家的方向，深深地弯下了腰。
不是拜他。
是拜我的妈妈。
我用手撑撑着往镇上走，阳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没有两条腿的影子，只有两只手和半截身体在地上拖出一道奇怪的形状。
可那道影子是往前走的。
一直往前走。
那天晚上，我和老头、盲人三个人，挤在一辆破三轮车里，顶着满天星星往前走。老头在前面蹬车，盲人在后面摇头晃脑地哼着戏，我坐在中间，看着两边的田野和村庄一茬一茬地往后退，退成了一条模糊的线。
我想走出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喜欢唱歌，而且很好听。我相信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