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 蓝房子

                                楔子

门打开,关上。屋里的灰落了十年。

所有的家具都笼罩在白色的被单下,显出起伏的线条,灰尘积攒得很厚了,进门处印出一片新鲜的脚印。我嗅着尘土的气味,透过暗沉的光线,用眼神仔细抚摸家里的每一寸墙壁、天花板、窗户、地板,记忆没有像想象中如期而至,我和回忆之间隔着一个冷漠的距离。

我回来了,带着一只灰色行李箱,和一颗中年心脏。

                                    奶奶

“寒从脚下生。”这是奶奶说过的话。我还记得她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和神态,好像在念一句咒语。

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坐在书房的地上看书,对着素描本乱画,旁边开着一台红色的电暖气,长大之后才知道这种电暖器还有个贴切的名字,叫作“小太阳”。有时我会把袜子脱了搭在“小太阳”上,让脚丫子对着暖黄色的光晕烘烤,对面屋顶上积雪的反光让屋内变得明亮。有一次看得忘形了,莫名其妙闻到一股焦糊味,赶紧把袜子拿下来,把窗户打开,发现袜子被烤成扭曲的块状,上面刻有一道道橘黄色的痕迹。

把袜子轻轻拉开,破了。

“脚冻掉了哦。”

奶奶坐在沙发上织毛衣,小拇指翘起,老花眼镜架在鼻头处,两眼朝上看了我一眼。我正光脚穿越客厅,跑到厨房找水喝。灰棕色的瓷砖看上去比以往更加冰冷,我抱起绿色的搪瓷缸,把冰凉的水灌进胃里,想起一句广告词:“透心凉,心飞扬。”我的脚丫子的确冷得飞扬起来,十根脚趾在地板上扣扣嗖嗖,左脚不自觉地搭在右脚脚背上,试图寻找一丝温暖。

“莫把胃搞凉了,兑点开水喝。”沙发上的卡其色外套缓缓说道。

我又猛灌了半杯,感受到后背刺来一束寒光,差点呛到。小心翼翼走到客厅的茶几上抓一把徐福记米果,冲进书房,关门。



上大学后有一次回家,进门时奶奶看了一眼我的破洞牛仔裤,又看了看裤子下方露出的半截脚踝,说:“你现在连袜子都不穿了啊?”

我把右脚从黑色匡威鞋里伸出,晃动了几下脚趾,一片白色的棉布包住五指及后跟处,脚背暴露在外。脚后跟的布料正在暗中滑落。

“穿的船袜。”

“床……床袜?”

“船,坐‘船’的‘船’。现在不兴穿那种蛮长的了,把袜子露出来好土。”

我弯腰去拿拖鞋,看见对面的连衣裙下露出一双老式玻璃丝袜,整齐地并排在脚踝上方。

“怪头怪脑。”

第二天我陪她去超市买菜,一米七和一米五并肩行走,我尽量把步伐调整到和她一致,街道上穿流的车辆和两边的商铺变成电影里的慢镜头,眼神失焦,头和脚变沉。走到超市门口时,广播里刺耳的音乐让我精神一震,像从一场漫长的沉睡中醒来。选好菜好她说再去前面看看,然后来到内衣区,找到挂袜子的货架。

“把这拿几双。”

她指着眼前的黑色女士中筒袜,我拿了三双放进购物筐。然后,她眼睛下移,看着我膝盖处的破洞:“一副破败相,老了得风湿有你遭业的时候。”

从超市出来后我提了两大包,她站在门口接过一个袋子后对我说:“你去前面的水果店买点水果,就说你奶奶经常在这里买东西,让她帮你挑个好点的瓜。”

“她怎么知道你是我奶奶?”

“你就这么说!”“我走得慢先走了。”



晨光降落在木质书桌上,空气变得干燥起来,窗外的槐树树影倾斜在窗帘中央,每天按时上映一出天然皮影戏。

我看着帘布发呆——眼前的画面是一个棕发的外国小女孩骑在一匹黑马上,她穿着白色裤袜和黑色小皮鞋,表情纯真而忧郁。头顶是俗气的蓝天白云,绿色的草坪上点缀着小黄花,我一直觉得草坪的颜色很假,想让妈妈换一副别的窗帘。大大的小女孩和黑马占据着整幅画面,背景是一小片灰色庄园。第一次知道“庄园”这个词,是在《福尔摩斯探案集》里。

我在床上来回翻了三个跟斗然后起床上学,看见奶奶正站在厕所前的镜子前洗脸,白底红边的搪瓷脸盆里盛着半盆水,盆底的两只锦鲤在清澈的水中好像真的在游动。她把一块浅蓝色棉布浸湿在水中,头前伸在脸盆上方,双手拎起手帕开始擦眼睛,水珠像雨幕般降落在盆中,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我挤出牙膏开始刷牙,上半身钻出纱窗往外看,院子里已经有学生背着书包正往外走,操场上响起了门球撞击的声音,蝉鸣早就孜孜不倦地奏响半天了。

奶奶将洗脸巾放在鼻孔里转动两下,用水洗净然后顺时针拧干,她从镜子里瞄了我一眼,说:“你脸上好多眼屎粑粑。”

“我还没洗呢!”

我把牙膏泡沫淬到面盆里,咕噜两声漱口,水龙头拧到最大,把已经风干的洗脸巾打湿擦脸,还不到正午气温就已经很高了,我感觉到腋下的校服已汗湿。水花溅到奶奶身上,她停下手里的动作,把龙头往回扭,说:“不需要开这么大,浪费水。”然后继续拧干毛巾,仔细擦拭耳朵及耳后,在耳垂处轻揉两下后又移向颈部。我看见她背后有一颗痣。

妈妈将饭盒洗好放在茶几上,把午休签字条签好后压在水杯下,提醒我动作快点,然后下楼去杂货屋把自行车推出来等我。我把短发耷拉了两下,跑到卧室把红领巾系好,背上书包准备换鞋,关门前看见奶奶终于把毛巾晾在挂钩上。她实在洗得太久了。



“你看人家星星姐姐嘴巴好乖,每天一口一个‘奶奶’喊得亲热坏了,上街时还把奶奶掺着,生怕她摔跤。”

“那她的奶奶也不像你这么凶啊……”

她瞪了我一眼,我把嘴里的炸藕夹咬得卡兹作响,卡通秋裤下的两条腿冻的抖起来。

奶奶侧身看向桌底,用筷子指着我的腿语气烦躁:“不抖不抖!男抖穷女抖贱,去加条长裤再来过早……”

火盆里堆起的黑炭慢慢亮起暗红的火星,昨天烧完的已变成一片灰白,我早就在炭火旁边藏了两只橘子,等到中午时就有暖和的烤橘子吃了。早饭后妈妈去上班,出门前提醒我们说窗户别关太紧,怕二氧化碳中毒。我进屋写寒假作业,书房冷得跟冰窖一样,握笔的手僵硬得无法弯曲,我搓动着手掌,从衣柜里翻出紫色条纹的魔术手套,戴好后开始写题。初雪在三天前的夜晚如期降落,这几天水龙头都有点冻住了,水流很卡,邻居一早就过来敲门说要去把楼下的水阀用棉布包起来,怕水管冻裂了,问我们包不包,有没有不要的旧衣服。

打开书房去洗手间,只见奶奶的房门虚掩,我走到门缝处看见她正跪在一块旧枕头上,双手握住一根点燃的檀香,面对红棕榆木柜上的一尊观世音,拜了三下。檀香的气味氤氲开来,屋里的窗帘还未拉起,床上的被子和床单都已整理过了,烟雾缭绕在她的周围,屋内老式家具的颜色好像变得更加肃穆。

她在为远方的小儿子祈祷,希望他过年回家能顺利买到火车坐票。

从洗手间出来后奶奶已经坐在火盆边烤火,她把橘子用火钳夹起翻了个面,对着我问:

“今天还吃土豆饼吧?”

“好。”



奶奶在秋冬季经常涂一种叫做“雅霜”的雪花膏。黄色的包装盒打开,墨绿的盖子上写着两个大大的白字:雅霜。白色的瓷瓶有点重量,瓶身贴着绿色包装纸,上面画着一朵黄色的不知是菊花还是桂花,产地上海,香味浓重。

“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啊。”“小孩还是火气好,不用起来上厕所。”“把毛衣放在脚头捂热了再穿。”

奶奶把一只银色手电筒放在枕边,我起床,把棉被顶在头上,将自己裹成雪人的形状坐在床中央,看着她像往常一样拧开瓶盖,在已经凹陷的一侧用指腹挖出一坨白色放在掌心,两手合并搓开,涂抹脸颊。然后将多余的按在颈子两侧,一路推向颈后。墨绿的瓶盖被重新拿起,我趁她盖好前眼疾手快地抠出一小坨,涂在腿上。

“你自己的香香呢?”

后来,我又在被邀请来家里打麻将的其他奶奶们,还有在校门口等孙子放学的老人之间闻到过类似的味道,暗自给这香味取了个名字:老人香。

放学后一路从院子里奔回家,看见奶奶正坐在餐桌前,用手捧着吃一团白色的糕点,我冲到桌前,看见几小块雪白厚实的长方形像云一样叠在一起。抓起一整个塞进嘴里,白色的碎渣飘落在包装盒上,预期是绿豆糕那样的口感——一股松软香甜弥漫在口腔——和想象中一样毫无新意的滋味。

然而,吞下第一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糕点的触感经过唾液的湿润后变成一堆被砸碎的玻璃,无数颗小玻璃球连着纤维拉丝一齐滑向喉哝,又刺又痒,我甚至都能看到那些晶状体正在口水中发出嘲笑的反光。不知是刚奔跑后气息不稳还是吃到不明物体后的紧张感,喉咙处产生强烈的灼烧,好像从胸腔中爬起一个异形,探头探脑地正切割着你的毛细血管和扁桃体。一股即将被锁喉的恐惧占领了我的大脑。两秒后白色粉末从嘴里喷薄而出,降落在餐桌上。

“哎……”,奶奶瞪了我一眼,抽出一张纸巾。

我双手捂嘴,努力控制咳嗽,像只着了火的猴子上蹿下跳,把头埋进垃圾桶里,平静后喝下一口热水才把这异形逼退。

“一口一口吃。心平气和。”奶奶还在咀嚼她嘴里的玻璃渣。

之后我再也没吃过龙须酥这种古怪食物。



“热死了!我已经洗了两遍澡了。”我坐在热辣的三伏天里低吼。

“心静自然凉。”奶奶躺在凉席上,用手掌抚摸着额头,好像在抚平皱纹。

“我买了新泳衣,换给你看看好不好看。”我走进卧室,脱掉T恤,拉开牛仔短裤的拉链。

“好奇怪,我居然忘了怎么游泳了。”打开衣柜,从第二层的深处拿出一套红色泳衣。

“为么子咧?”

“前几天和同学去游泳,发现不会换气了。是不是太长时间没游了?不应该啊……”我从卧室走到卫生间,拉开卡在臀部的布料,站在镜子前调整肩带。

“那有可能,你再多游两下就想起来了。”

“那为什么我十几年没骑自行车,现在一骑还是会呢?”我把马尾束成丸子头,拉开泳帽罩在头顶,把多余的发丝塞进帽檐。“是不是冬天出生的人怕水啊?”

“我不晓得。”奶奶从凉席上起身回到卧室,虚掩房门,拿起遥控器对准空调。

“看,是不是有点暴露?”我推开门,一身洋红色两件式泳衣整齐地展示在身上,泳帽下的头皮紧绷。

“滴”的一声,她把遥控器放回原处,转身坐在床沿,然后从我的胸口看向大腿,用手拉了一下泳裤边缘的皱褶。“还可以,蛮好。”。

“嗯,大小是还可以,这颜色花不花?我不是很喜欢红的,但最近想试一下。”我半蹲在梳妆镜前,把变松的泳帽往下扯,转身背对镜子打量,看见手臂外沿浮现一小片鸡皮。

“年轻人是要穿点亮色,啊呀呵呵……呵……”奶奶打了个哈欠,最后一个“呵”字拉长尾音的同时闭上双眼,右手蒙住眼睛,做了个洗脸的动作,皮肤沙沙作响。她把床尾的毛毯拿向一边准备午睡,又用棕毛刷子刷了两下枕头,里面的决明子像散落在地面的碎石子般发出声响。

“我本来想买那种专业的,就是游泳运动员穿的连体的,但是咧……”我把泳帽脱了放在梳妆台上,把头发散开又扎起,“别个一看肯定会说:‘游得这么菜还穿这……’,哈哈哈哈哈……”,红色泳衣在镜子前前仰后合地抖动。

盛夏的午后异常安静,街道上少有人群,此刻只能听见蝉鸣的白噪声。一楼老奶奶家的菜园里,鲜黄的丝瓜花狂热地爬满藤架,小番茄在暗中由绿转红,铜钱草们老实地躲在阴凉处避暑。

“我记得你小学去学游泳,你妈说好多小孩在泳池里嘻呜啦喊,你晒得像个泥鳅。”她躺平在床上,双眼紧闭,语气平和。

“那游泳池连个顶棚都没有,天哪,还是露天的,人都晒脱皮。”

奶奶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坐起身来,走到木质梳妆台前打开抽屉,在衣服的夹缝中取出一个墨绿的手袋,把一串珍珠项链挂在手上。

“给你,要不要?”

“不要咧,我有。”

“没看见你戴过啊?”

“还没想好要穿什么衣服戴。”

我坐在床沿,小腹上的赘肉鼓出,丝丝冷风正入侵我的后背。奶奶把项链重新装入手袋,说:“去换衣服,莫搞凉了。”



高中后课业繁重,早六点到晚十点的变态作息和无数试卷让我产生了厌学情绪。我不想再扮演一个好学生了。

晚自习后坐在餐桌前喝牛奶吃面包,屋里寂静无声,整栋楼已进入沉睡。背后的房门突然打开,奶奶披着羽绒服,穿着毛裤站在门口,头发紧贴头皮。

“哟,我们屋里学生回来了。”

说完最后一个字后迅速清理喉咙,显然她已经睡过一觉了。我继续啃手里的肉松面包,冰冷的牛奶滑入胃中。

“牛奶放到微波炉叮一下再喝撒……唔,好像很久没看见你了,出来看一下。”

月考终于结束,我从资料书的泥淖里探出头来,发现已经没有心情再去阅读课外书了。补觉过后开门,看见邻居正在厨房向妈妈拿什么东西,奶奶站在电视柜前听电话。

我窝在沙发上,看见客厅低柜的角落里,那个小号的老式座钟已落满灰尘,想起它在没坏之前,有一段时间会在整点敲钟,钟摆撞击的声音回荡在我们这幢安静的旧楼房里有种不合时宜的庄严,尤其指向十二点时,我总觉得钟声长得有点尴尬。每当时针指向表盘里的黑色花体数字,隔壁家的大门准时轰开,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妹妹睁大双眼趴在我家纱门上,嘴里跟着钟摆一起“铛、铛、铛”。

我像个盲人一样注视前方,第一次对这个家产生陌生感,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暗中流逝。

“你话是不得了哦,读了点书就跟老子翻撬!”奶奶把电话愤怒一拍,炸裂的尾音传向电话那端一个遥远的城市。正准备离开的邻居尴尬一笑,试图掩饰她的讶异。

我觉得她只是孤独得太久了,距离爷爷离开已经十五年。



高数课后我去食堂买了一份地三鲜带去寝室,点开《破产姐妹》继续看。一位长辈打来电话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说《海边的卡夫卡》,他说小说不是书。

我哑然,把电脑的音量调小,在脑中飞速搜索最近的畅销书书单,三秒后修改答案。

“《货币战争》。”

“嗯。”

“那你看没看过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呢?”

“我不看国内的。”

“高行健知道吗?”

“高行健?高仓健吧?”

美剧里,穿黄色制服裙的金发正端着一盘披萨放在客人桌上,我塞了片土豆,又扒了一口米饭,手机屏幕弹出一则新闻:“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出炉,村上春树再次陪跑。”这时,奶奶的手机打进来。今天是什么大学生慰问日吗?

她问我过节是不是要回来玩几天,车票提前买没有,我说已经买了后天中午到家,她又问我是吃土豆烧鸡还是胡萝卜炖牛肉。

“奶奶,爷爷具体是哪年被打成右派的?”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把吃完的盒饭叠起来扔进垃圾桶,屏幕里金发旁边的烈焰红唇正对着一位亚洲面孔的小个子男士讲黄色笑话。

老人机保持沉默。我看着丰满的嘴唇一张一合,意识到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

“怎么了……是不是他们打电话给你爸了?”



我不知道和奶奶在一起的生活经验是否影响了日后我对于女性的审美,但她的观念或多或少会覆盖到我。早在童年时期就察觉到她身上的“不一样”——至少和我们院子里的老人相比,但我不清楚她的不一样究竟从何而来。她的口音、严厉、穿着打扮、轻微的洁癖和不易察觉的优越感。

后来才知道奶奶出生于汉川,父亲是外文老师,母亲是儿科医生,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知青下乡的哥哥来到这个小镇,在此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度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这样的描述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实在太过潦草,但成长在一个对历史缄默不言的家庭,我对于我出生之前的家族史一无所知,偶尔在大人们闲话家常之间,听到什么“举报”“肝癌”“改造”,像是在翻阅字典时无意撞见的词汇。或许有那么一两次出于好奇想知道更多,但得到的都是一句心不在焉的驱赶:“不要瞎操心,去做你的作业!”,于是我捧着我的《格林童话》,安全地待在真相之外继续发梦。

依稀记得他们说话时的语气,好像在遮掩一个秘密。

直到后来在历史课堂上,在书本的某一页看到“十年浩劫”这几个字,我似乎嗅到了这四个黑色印刷体下隐藏的异样气息,竭力回忆那些只言片语,根据已知的日期和事件推算出一个像是被马赛克后的模糊真相,但已足够悲哀。

多年后,再次翻开家庭相册,我试图把情绪调整到第一次看到照片时的那一刻,但看到的画面早已不同。

照片里,奶奶头戴浅蓝勾花毛线帽,灰白短发烫着精神的梨花造型,身穿藏青底黄花棉袄,颈部露出雪白的衬衫领。她翘着二郎腿坐在一把花梨木椅上,手里环抱一个婴儿——婴儿被裹在一张旧毛毯里,戴一顶白色小兔头棉帽,几根黄毛在眉毛处卷起,肉脸上的五官扭成一团,小手缩在蓬松的棉袄中。

阳台上明媚的光线落在老人和孩子脸上,身后是火热燃烧的天竺葵。

日期:1994年4月2日

沉默或许是一种保护,毕竟真实有时让人难以承受。

我第一次看见爷爷是在他的遗像上。他去世时我一岁半。那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哎呀你这个孩子,给你打电话也不接,这几天做梦梦到你在院子里玩被欺负,回家找奶奶……”,奶奶坐在沙发上薄一只橘子,一束阳光照在背后墙面的中央,将光明和黑暗分割一半,奶奶就坐在这二分之一处,此刻的她看上去很安详。

“你之后就没想着再找个伴吗?”

“有啊,有个当海员的有这个意思,但那时候你太小了,需要人照看。”

我坐在她斜对面的一张大木椅上,将整个身体蜷缩进去,红色灯芯绒坐垫已经微微泛白了,我打开装一旁的铁盒拿出一根蛋卷,奶奶正仔细撕着一瓣橘子上的经络,撕干净后放入嘴中,眯着眼睛说:“嗯,还蛮甜。”

“反正我不想将就,遇不遇得到真爱也不一定。”我咬了一口酥脆的蛋卷,困惑地望了望窗外,附近的吊车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崭新的高楼还未见雏形,昔日的记忆正在被铅灰色的混凝土一点点覆盖,直到无法呼吸。

“真爱当然不容易啊……”奶奶重复着刚才的动作继续剥另一半,我看见她周围的尘埃都下沉得稍显缓慢了,毛衣边缘显出一层淡淡的光晕,将人笼罩在岁月的光辉里,无声无息。

“结婚好像越来越难了,奶奶,现在年轻人宁愿养猫都不愿意组建家庭了。”蛋卷的碎末洒落在我腿上。

“养猫啊?养猫做什么?结婚又不耽误养猫,你结了婚再养就是了……”

“这房价看得人心脏病都要发了。”

“也是,难啊,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难。”“主要现在都在外面飘,都不是知根知底的人,怕被骗了……”

“嗯。”

“你怎么想啊?要不要我托人给你介绍?”

“不要咧,我自己找。”



“滴”,扫描完毕,黑色镜头发出“体温正常”的女声,我乘电梯去往三楼住院部。医院消毒水的气味提醒我即将面临人生中第一场生离死别。

佩戴医用口罩的二分之一张面孔从我身边来来回回地经过,我朝左右两边查看房号,停在其中一间门口确认了一眼,一个背着古驰挎包,手提塑料袋的黄发女人从屋内走出来,俗气的香水味让人晕眩。一位年轻的护士站在第一张床前调整输液管上的滑钮,病床上的老人正靠在床头的靠垫上吃香蕉。

我走到靠窗的位子,轻轻放下背包,看见奶奶的身体变小了,像一只刚破壳的小鸟蜷缩在被子里,双眼紧闭。

“奶奶,是我啊。”

“嗯?”

她的手已经变成了爪子,指甲灰长,青筋交错纵横,手臂有一小块地方正在蜕皮。眼皮抖了一下,撑开眼睛看了一眼又合上了。

我用手挡了一下头顶的灯光,抚摸她的头,感受她的痛苦蔓延到我的身体。她戴着蓝色护士帽,几根白发落在枕头上,被套边缘有一块暗黄的污渍,点滴悬在头顶,床边放着一个小胶盆。她昨天好像吐了。

隔壁床铺的对话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所有声音在我耳边逐渐消失,我专注地看着她的面孔,想钻进她的思想里,看看她在人生的尽头是不是还留有很多遗憾,比如现在她的儿子们都不在身边,比如没在新房子装好后回老家再看一看,比如此时此刻没有躺在家里干净熟悉的床上……

一朵乌云正漂浮在窗户的左上角,像一片小小的坟冢。我站在死亡的对岸,看着她的五官在白色枕头之间越变越淡。

临走我拿了一件她的衣服:一件草绿的针织衫,上面起着暗红的小玫瑰。



“我一来就把寿衣给她穿好了,她都交待了。之前好像还清醒一点,前天开始就不行了,恍恍惚惚的。”

“医生说男的火气重,坐在旁边老人不掉气,你姑爹守了十几天,眼睛都熬红了,昨天我要他回去了。”

“还好我们这边解封了,那天打120住院,医生一开始还不收,我说你们医生怎么能见死不救啊!”

“她吹空调吹得太狠了,医生都说不能这么吹。”

“国外现在比中国还严重,你伯伯还不是回不来……”

“有三百多的和九百多的,三百多的直接推进去火化,九百多的可以进去看。”

奶奶死于四月二十七日早晨五点不知道几分几秒。

“愿妈一路走好,儿子不孝!”

“愿慈母安息。”

“奶奶一路走好,天堂没有病痛。”

微信群里频频响起消息,大家隔着屏幕哀悼起来。蓝色尸袋被抬上金属入口,工作人员按下旁边的绿色按钮,门打开,传送带滚动,全部进入后又按下红色按钮,入口关闭。墙面上的黑白显示屏正播放着尸袋运送的画面,直到画面变空,机器运作的声音在安静的建筑物内回荡,灰色的墙壁上写着一个巨大的“奠”。

我突然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

火化期间,我和姑妈在户外找了一块背风的空地烧纸钱,黄色的火纸化成黑蝴蝶在低空盘旋,悼念正在逝去的灵魂,街对面的工地上突然爆发出一声尖利的摩擦声,我抬头看了看,街道上有三三两两戴口罩的路人正在行走,前后保持着安全距离,身着白色防护服的环卫工人背着喷雾机在花坛两侧喷洒消毒水。遭遇重创后的城市有一种平静的哀伤。我们沉默地站在原地,身后是一长一短的身影,直到最后一粒火星燃尽才离开。

我抱着汉白玉的骨灰盒走去等待室,途中姑爹说太重了他来拿。女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将一片黄色的绢布裹在白骨上,盒盖封号。旁边的男人正端着一盒水饺往嘴里扒,眼睛盯着正上方的电视机——正播放着疫情相关的新闻,累计病例,新增病例,死亡人数。

火葬场和殡仪馆还未完全开放,只能自行将骨灰带走存放进殡仪馆,我们将骨灰盒捧上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专注地望着红绿灯上的数字,口罩绷带把脸颊两侧的肉挤得溢了出来,他用食指点击一个黑色按钮,音乐流淌出来。我已记不清他放的什么音乐了,但肯定不是古典音乐,但我总觉得当时放的好像是一段大提琴独奏,也许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也许只是一场幻觉。我看见自己坐在黑色的雨幕里,看着眼前的虚空发呆,前后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大提琴的声音划过我的身体,像一个深沉的拥抱。

奶奶,你知道死亡是有颜色的吗?



下午五点整,实验小学门口的“我从这里走向世界”这几个字正闪着金光。

从校门外就能看到学生们从教室内涌出,在走廊上排队等待放学。大门咣当一声缓慢打开,几个维持纪律的少先队员笔直地站在校门口,每班的老师带领一个举班牌的学生走在前面。黑压压的人群蜂拥而出,街道喧嚣起来。

校门口卖桂花糕和鸡蛋仔的婆婆早已等候多时,小推车上冒出喷香的热气,家长们神情淡然地围在路边交谈,时不时朝队伍里张望。刚好路过上清观路就走到校门口观望一下,好久没看见小学生放学这么神清气爽的画面了。

叽叽喳喳的红领巾们陆续走出校门,我看见操场中央那座石雕已经不见了,左侧多出了两台乒乓球台桌,以前的煤渣跑道变成了塑胶跑道,教学楼的外墙被粉刷成白色,像一座城堡。一切都是新气象。

五颜六色的小萝卜头们渐渐脱离队伍散落到各自的家长身边,我想起十几年前的某一天我一定也和他们一样,完全沉浸在放学后的放松和愉悦中,然后坐上自行车的后座伴着夕阳回家。

一个穿绿色上衣的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跑到一位老妇人的身旁,老妇人顺手接过他的饭盒——应该是他的奶奶。小男孩嘴里撒娇说肚子很饿想吃鸡蛋仔,老妇人牵着他的手走到推车面前,旁边已经有两个在等候的客人,她将钱递给老板后站在原地等待,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小推车上的铁质模具,机器内部时不时发出“滋滋滋”的声响,香味飘散在整条街的上空,让人感觉温暖。

我看着他们期待的背影,忽然在附近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我像猎狗一样猛地转身张望,发现周围并无异样。沉下心来仔细感受这气味的源头,我看见老妇人将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别一只咖色树叶状的发卡,颈部围着一条湖蓝色的丝巾,一股香味不动声色地漾开,在人群中扩散。

我别过头,拉上卫衣的帽子,转身离开。

                                  藻藻

六年级开学那天,我穿着浅绿色刺绣上衣,背着蓝色书包不自然地走在校园里,两个月的假期让我对校园感到陌生,和以往的每一个九月一号一样。

花坛里的一串红开得依旧很热烈,牛筋草从地表的裂缝中炸裂而出,假山下的水池里浮起几片被撕破的书页,水面上泛出厚厚的青苔,野草和浮萍胡搅蛮缠地缠绕在一起。踏上三楼时犹豫了一下,想起已经升入六年级了,继续埋头上楼。走廊上恢复了乱哄哄的吵闹声,有三个男同学正在走廊尽头嚎叫,走进教室后随意找了个位子赶紧坐下,放下书包绕教室扫视一周——没看见要找的人。和前桌的同学交流了一下暑期生活,闷热的天气让我失去了说话的兴趣,转身看了眼教室后方,放假前办的黑板报还维持原样,只是蒙上一层淡淡的灰。教室窗外,振奋的阳光铺满走廊上的白墙,墙上挂着的相框里,周恩来总理正目光肃穆地望向前方那一幢稍旧的教学楼。鲜红的旗帜在屋顶飘扬。

“她没来啊?”我回头问了句。

“来了,我看见她了。”扎马尾的女同学正低头看着《儿童文学》。

班主任张老师走进教室,教室内一秒安静。蓝衬衫的袖口高高挽起,黑色皮带挂在瘦弱的胯上,目光炯炯地扫视一圈教室,说:“下面这几个同学教务处去一下,领一下缴费发票。”

名字念完后,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一齐起身,飞奔到一楼尽头的办公室,进去之后发现已经到了好几个别班的同学,他们正围在一张办公桌前,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嘴唇微张,用食指蘸了一下金属盒里的湿海绵,继续翻动面前的红色纸单。

我站在人群外围张大耳朵,生怕错过自己的名字,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一小声:“喂”。

回头,看见藻藻蹲在地上,两条长长的麻花辫垂落在地面,裙边像百合一样撑开。她正用聚光的小眼睛微笑看着我,身体里好像要飞出一只洁白的鸽子。



毕业典礼之后,我们在学校半坡的星星沙画店玩了半天沙画,又去惠客隆超市门口照大头贴。

走到台阶上时,看见一个穿蓝色运动装的男生和他的妈妈背对着我们站在超市入口处,我用胳膊肘碰了一下藻藻,朝那男生努嘴:“看那个男的。”

藻藻径直走到那个男生的斜对面,站在柜台前装模作样地看了两眼,然后侧身打量那个男生,走回来说:“长得还可以。是不是三班的?”

“我被他抱过。”

“他喜欢你?”

“不是,二年级时我们一个班的,有一天做早操他从背后把我抱起来,像个疯子,我吓哭了……我记得那天还穿的白色泡泡袖的裙子。”

这时,蓝色运动衣和他的妈妈已经走进超市深处,我听出超市正在播放周杰伦的《简单爱》。

“真的啊?不过每个班都有一两个这种神经病。”藻藻依旧小声对我说,好像怕风把话语吹进谁的耳朵里。我把她的胳膊挽得更紧了。

“很多人欣赏你的啦,只不过你对这种事不感兴趣。”她又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接着,白色藤编凉鞋和紫色帆布鞋兴奋地挤进黑布下方,在屏幕面前仔细挑选照片边框,两根食指交替点击屏幕,犹豫着到底是要选动物边框还是植物边框。做好决定后插入硬币,点击拍照,屏幕出现提示字幕,镜头亮起。

两分钟后,照片打印出来:一只佩戴红领巾,表情肃穆的青蛙,和一只扎哪吒头,露出两颗虎牙的北极熊。

黑色的布幕拉开,一束盛夏的白光晃得我睁不开双眼。童年结束。



从书房的绿色玻璃窗向外看,再穿过一颗苍老的槐树,一条黑色的柏油路将画面切割一半,在一片灰白的房顶之间夹杂着一小点红——那便是藻藻的家。

我曾拿着望远镜望向那个方向,看见她和她的爸爸正在小院里晾晒衣服,微风轻拂白色被单。那是一个初春的晴天。

初二的一个周末,我在学校对面的天一书店买了本《读者文摘》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走出书店后看见藻藻和她的爸爸正在路边讲话。她的爸爸跨坐在一辆黑色摩托上,身穿黑色皮夹克,头盔挂在车把手上。准备过去和他们打声招呼,发现两人的神情变得激动起来,她的爸爸扬起手打了她一巴掌,藻藻突然转身面向我,我心里一紧,转身躲到书店的玻璃窗后,发现她并没有看见我。想起好像听谁说过她的父母已经离婚了。藻藻低着头愤怒往前冲,两条长辫子倔强地甩在身后,她的爸爸启动摩托车扬长而去。

第二天去学校,藻藻把头发剪短了,穿一件黑色羊羔绒外套,脚上是一双紫色带毛球的短靴。我问她为什么要剪一个江姐的发型,她说屁啊,这是蔡依林MV里的发型。我不安地看了眼她脚跟处的五厘米坡跟,觉得这种款式有点超越我们的年纪了。

“被老师看见了怎么办?”

“她不会看见。”

下午的物理课后我去办公室交作业,上楼梯时看见我们班几个女生站在楼梯口窃窃私语。

“我早就听天一的老板娘说过,她偷过书,把书直接抱走了说是她自己带过去的,言情小说。”

“她还说她自己有化妆盒,你看她眼睛上涂的蓝色,谎话精……”

“没家教。一天到晚穿的什么东西,贱人。”

我抱着作业路过,四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我知道她们在说谁,我只是觉得她们嘴太碎了。晚自习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们做摘抄和练字,我练完后打算再练一会儿英文花体,同桌把索尼MP3的耳机线从毛衣内插入耳朵里,这时藻藻被班主任喊出去了,教室里只有书页翻动的声音。回来后我传了张纸条给她问是什么事,她说老师说她穿得太成熟了。



初三的一节数学课上,老师正在讲台上写板书,午睡后的第一堂课气氛昏沉。突然她问我们是不是头顶的电灯在晃动,同学们纷纷抬头看灯,体育委员大叫一声:“地震了!”,老师连忙跑到走廊上查看情况,教室内骚动起来。那时候已经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湖北受到余震,楼下已有其他班级的同学在往操场上走。过了一会儿,教室里的广播响起,老师安排我们排队下楼,走到走廊上时,发现藻藻站在楼梯口等我,看见我后她牵着我的手直奔楼梯。我很感动,觉得从那一刻起我们也算是生死之交了,如果当时楼真的塌了,我们就真的死在一起了。多么悲壮的友谊。

我们是按户籍所在地划分学校,所以理所应当地在一起度过了小学和初中,本身小镇上也没几所学校,初三毕业又考入同一所高中,只不过课业日渐繁重,我们只能在周五下午全校大扫除的时候见面谈心,但已经很满足。

当我还在对着辛波斯卡的诗集做梦,在书店疯狂搜寻贾斯汀比伯的海报和跟他有关的一切英语杂志时,藻藻开始谈恋爱了。

周五下午的全校打扫日,教室里只剩几个住读生,大多数同学都跑到校外去逛书店文具店买东西和吃饭,有的走读生会回家一趟,男生们在操场上热火朝天地打球。我写完作业准备下楼去找藻藻,一抬头看见她径直从教室外走了进来,旁边的值日生看了她一眼。

“你知道吗?我竟然猜到了第一个字母。”当我沉浸在“原来我真的是个天才”的情绪中时,她把一封信放在《达芬奇密码》上,表情暧昧。

我打开信封——是一封情书:白色的得力信笺纸散发馨香,开头是“亲爱的维尼小熊:”,整封信用黑色斜体字写满,每一处的提手旁都勾出一个精巧的弧度,最后的署名是“飘”。我猜想他一定是那种裸眼视力1.5,还要刻意戴平光黑框眼镜的男生。

藻藻靠在墙上,对着窗前的阳光仰起头,把信覆在脸上,白色的纸张在脸上投下一道阴影,几缕发丝垂落在脑后,走廊上两个路过的女生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她直起身,把信纸折成爱心的形状,问我怎么办,我让她用莎士比亚体回敬他一封。

我们走到后山的植物园散步,白色和黄色的月季已经开花了,我最爱的那颗古朴的梧桐在春光里播撒绿荫,迎春花的藤条柔顺地垂落在半空,有几个同学正坐在石凳上写作业聊天。藻藻说他们班有好几对都被老师找去谈话了,要请家长。我说最近数学又没考好,我们班太不听话了好像要换班主任。藻藻说高三时她的妈妈可能会回来陪读一阵。我说我们班有个女生为了减肥每天只吃一个苹果,上体育课时低血糖发作晕倒了。藻藻说前几天她看见他们班的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的在小树林接吻,我说元旦晚会上我只记住了那个跳街舞男生,挺酷的,就是有点矮。



周末我去她家看电影,看见床头有一盒礼盒装的费列罗,和一只红色诺基亚3100。

“我妈寄的。”她拆开巧克力的包装,拿出一颗金色的小圆球递给我。

“我赌你不会喜欢。”

“为什么?”

“吃啊。”

我剥开锡纸包装,咬了一口,两秒后吐进垃圾桶。

“我说吧……”

我好像天生对这种有混合口感的食物过敏,巧克力里面的榛子和酒心,脆皮雪糕上的瓜子仁,为什么吃个东西都不能简单点呢?

“你爸在哪上班?”

“深圳。”

“嗯。好多人的爸爸都‘下海’了。”

她接了个电话说要出门,站在衣柜前把衣架翻得劈啪作响,抱着一团衣服冲进洗手间摇身一变——一个穿浅蓝格子连衣裙的纯洁少女和她的加厚内衣。

出门后,我向左走回家吃饭,她向右走奔赴第一次约会。我回望一眼,看见八月热烈的气息正随着金银花的凋谢而渐渐逝去,暗红的蛇莓幽幽地匍匐在地面等候一阵凉爽的晚风,一个瘦高的平头男孩站在小巷的尽头等待,面目模糊。我看着藻藻青涩的背影,希望未来她能嫁给一个深情的男人。



“这个歌手太厉害了,还是个诗人,双子座真的很出艺术家啊。”

对话框里发来一首歌曲的链接:《Only God can judge me》——应该是她新男友的音乐取向。我订好了周末的电影票,换上球鞋去操场跑步。不知啥时候起刮起了一阵健身风潮,每晚在学校操场上都有佩戴整套健身装备的学生在狂奔,健身软件的提示音频频响起,在黑暗中闪烁的绿灯如荧荧鬼火。

光谷步行街永远都是摩肩接踵,嘈杂的音乐和五光十色的招牌飘在半空中,面包味、奶茶味、薯条味、香水味从店铺内喷薄而出,勾引出行人的欲望,这所热闹的大学城在假期时分更加凸显其活力与激情。我和藻藻在书城碰面,路过一幢商场时门口中央摆放着一个约三米高小熊公仔,它穿着红格子衣服,黑色短靴,手里拿着一只金色小号,明亮的双眼凝视前方,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一个扎丸子头的女孩正站在旁边拍照,她的男友屈膝半蹲在小熊前,双手捧着单反上下左右地捏了几下,女孩羞涩地跳到男友面前,两人一起查看照片。

忽然,熊的眼珠转动,嘴角下垂,斜眼俯视着脚底的两颗头颅,露出冷峻嘲讽的表情。他抬起眉毛,下巴微微颤动,弯腰在两人的头顶打了个巨大的哈欠,猩红的牙龈露出一小片又立马缩回去,喉咙深处像黑洞般想要吞噬着什么。他瞥了一眼四周的人群,撑大惺忪的双眼,嘴角一点点往上抬,慢慢恢复成最初的模样——一对单纯憨厚的眼眸,微笑注视着熙攘的人群。

走进书店时,气氛一下冷却下来,地上都坐着安静看书的人们。最近一夜之间开始流行起穷游相关的书籍,展示区摆放了一堆书名相似的旅行书籍,人们好像突然变得无所适从起来,不再关注自己的周边,而是把视线抛向一个又一个远方,总想着寻找点什么,却不知为何。藻藻说她不理解已经没钱了为啥还要上路,我说这只是一种徒劳的心灵按摩方式,她说问啥你之前要一个人跑去新疆,我说那是纯旅游。

距离电影放映还有半个多小时,我们在肯德基排队买了两只甜筒,在人群中边走边吃。混杂的小吃香味从美食广场里飘出,我看见商场二楼的屏幕里滚动播放着迪奥的口红广告,身穿黑色紧身吊带裙,脚踩超高高跟鞋的凯特摩丝正对着镜子眼神迷离地涂一只粉色唇膏,高挑的眼线将眼睛画得像猫一样。我回头问藻藻送她的唇膏试过没有,她将一枚硬币放进地上一个乞讨的男人面前,说涂过了,颜色太红了不能涂太厚。

“我跟你说,有个牌子出了一个系列,五十只口红全部以男人的名字命名,挺贵的,网上有评论说你一涂上它就好像在和那个男的接吻……我靠好荒谬,当我们女的都是脑残吗?”

“可能那个设计师婚姻不幸吧。”

“设计师好像是个男的。”

“哦?那一定是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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