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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随笔||语言与诗境2
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的诗学转向
“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这句断言，在后期发生了微妙转折。
在《哲学研究》中，他提出了“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概念：词语的意义不在其指称对象，而在其使用方式；而这种使用方式，又根植于特定群体共享的生活实践、文化习俗、价值体系。
从这一视角重审王昌龄的“三境”，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三种不同层级的语言游戏：
“物境”是最基础的语言游戏：诗人在山水诗的创作中，遵循“观察-内化-表达”的规则，目标是达到“形似”。
这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遵循规则”的行为——诗人学习前人对自然物象的描绘方式，掌握“泉”“石”“云”“峰”等词语在山水诗传统中的用法，然后“处身于境，视境于心”，产出符合这一游戏规则的文本。
“情境”则进入了情感表达的语言游戏。这里的规则是“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让情感充盈身心，然后寻找合适的表达形式。
“娱乐愁怨”这些情感词汇的意义，不在于它们指称的心理学状态，而在于它们在唐代诗歌传统中形成的表达惯例。
当李商隐写“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时，“蚕”“丝”“蜡炬”“泪”这些能指在爱情诗的语言游戏中获得了特殊的象征价值。
“意境”是最高阶的语言游戏，其规则是“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
这里的“真”不是形似之真，也不是情感之真，而是存在之真、道之真。在这一游戏中，语言符号超越了工具性，成为存在自身的显现。
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中，“人语响”这一能指既不旨在描绘真实声音（物境），也不重在表达孤寂情感（情境），而是在“空山”的寂静背景上，以若有若无的人声指向“空”这一存在体验本身。
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唐代的诗歌语言游戏，对应的是唐代士人的生活形式：他们有山水漫游的闲暇，有诗酒唱和的社交，有贬谪漂泊的遭遇，有隐逸求道的志趣。
白居易能够在风雪傍晚“能饮一杯无”的邀约，预设了这样一套生活形式：朋友住在可步行或骑马抵达的距离内，天降大雪是围炉饮酒的恰当时机，自家新醅的浊酒比市售美酒更显情谊，邀请与赴约都不需复杂的功利计算。
然而，当生活形式发生剧变，依附其上的语言游戏就变得难以进入。
这正是当代人读古诗时的困境：我们仍能理解“绿蚁”“红泥”“小火炉”的字典意义，却难以进入那个邀约的语言游戏，因为支撑这一游戏的生活形式——那种基于空间距离的思念、基于手工制作的亲密、基于自然节律的闲适——已经在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浪潮中被冲刷得面目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