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购买新公寓之前，租住在车站附近的一套旧楼里，那旧楼唯一的好处是走几步就可以到车站。先生不怕旧，图的是回老家岐阜县或者到各地做学术报告时公共交通方便。她还说山形的冬天雪太多，自己的腿不好，不易老后居住，退休后还是要回岐阜的。这怎么又买了呢？
先生搬到新居后，请我去玩。我在自己家里包好饺子，走到先生家只用了五分钟。
先生高兴得很，但对生饺子却束手无策，我便主动进厨房。煮好的饺子像一堆小元宝，她更高兴了，说是第一次吃这么可爱的中国水饺。我说，剩下的生饺子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像我刚才那样煮。她却说日本人只会煎。
我向来不爱做饭，用日语说是“不擅料理”，但是包饺子还是会的。先生边吃边说“好吃”。经验告诉我，日本人说的“好吃”绝不能信以为真。我忍不住问了一句：“真的？”
“皮好吃。”
这句话对我打击很大。其实不光是先生，好多日本朋友吃完我包的饺子都会说：“皮好吃。”我不得其解，说皮好吃，还要什么馅儿，直接煮面皮得了。然而他们又说，那叫“乌冬面”，就不是饺子了，金桑的饺子好吃，皮是手工做的，有弹力，比超市买的现成的饺子皮好吃多了。
原来先生也这么说。为了包出适合日本人口味的饺子，我已经在调馅儿上很努力了。当然先生根本不在乎什么皮不皮，馅不馅的。吃完，她顶着自来卷的娃娃头给我介绍房间布局，脸上洋溢着无比的幸福。一间六畳榻榻米的小屋，散发出淡淡的青草味道，她说这是给客人住的，又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跟丈夫吵架可以到这里避难。
我那时已经成家并且有了一个女儿。
我笑着说好，我们住的这么近，娘家又都距离很远，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先生开始泡茶，还是红茶。我一直没有对她说实话：在所有茶中，我是最不喜欢红茶的。这个事实一直到先生退休卖了公寓离开这里，我也没有对她说。因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以后跟先生交往的二十多年里，我们两个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有时候又是两个女人，常常在吃完我包的皮好吃的饺子之后，喝着她亲自泡的我最不喜欢的红茶，聊着与人生有关的所有话题。
自然包括男人。
先生改变发型之后，就再也不见她把头发留起来。那占据面积很大的自来卷的娃娃头和说笑时藏不住的满嘴细小的牙齿，让我依旧感到说不出来的违和，便问，“先生不留长发了？”
“不留。哈哈，我想起来了！还记得你们那届毕业式吧？前一天，我失恋了。”
“失恋？跟谁？”
“嘿嘿，不告诉你。被甩了。日本有个说法，失恋之后的女人把头发剪了就能挺过去。”
先生温和地笑着，像说别人的事。
难道是铃木？我脑子里闪出一个人。那个铃木是教英文的非常勤教师，我上过他的口语课，记忆中他没有日本人的死板，课堂上很会互动，眼神却很花销，课后总被一群女生围着说说笑笑，她们在背后叫他铃木，而不是铃木先生。有一天，我在餐厅里无意间听见两个女生在议论铃木，中间夹杂着松田先生的名字，然后是一番笑。她们好像称松田先生为“欧巴桑”（大妈，老妇女），那笑声让我感觉很怪，很不友好。
想起当年去松田先生研究室里的女生多数是英文专业的，我似乎有些明白了。就像先生第一次主动邀请我到她研究室喝茶一样，那些女生也有可能是被先生邀请过去的。也许当时她正跟铃木交往，想从女生们的口中获得更多有关铃木的消息。
甩她的男人应该是铃木——当然，我也只能是猜测。
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我不便多问，她也不需要安慰，更何况刚刚购买了新居的她脸上洋溢着一种特殊的幸福，同为女人，直觉告诉我：那是有了恋人的幸福。
我很快见到了松田先生的新恋人，起因是我冻在先生家冰箱里的饺子。
周末被先生叫去，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站在客厅里对我鞠躬问好。我马上明白他的身份，但是他的拘谨和客气使我一时辨别不出到底是我跟先生熟，还是他跟先生熟。先生介绍说，“这是小関。”小関刚刚抬起的头又低下说：“我是小関，请多多关照。”我从他的发顶上感到一股十足的书生气，他看起来比先生年轻。
先生说，小関喜欢我做的饺子。原来那些冻饺子真被先生给煎了。小関眼睛一亮补充道，他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饺子，很适合日本人的口味，还问我陷儿里都放了些什么。那一脸的真诚使我十分感动，因为他是第一个认为我包的饺子——皮和馅儿都好吃的人。我当时就断定他是个好人。
他真的是个好人。从先生口中得知，他是当地的农民，母亲去世后跟多病的父亲住在一起。“你别看他种地，那种的可是无农药产品，你也别看他是农民，那可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先生很是自豪。我更加惊奇小関的特别。在后来的几年里，我经常吃到小関种植的无农药大米，是松田先生转送给我的，她说一个人吃不了多少。我要付钱，先生却说，不用，她已经付给小関了。日本恋人之间的AA制我还是不习惯，令人费解，但又没有理由批评什么。我总在先生的楼下看到小関的车停在那里，便很少去了。我想先生之所以在当地买公寓一定是因为小関，她把自己的未来规划在这里。
又过了几年，不再见小関的车停在楼下，我问先生，她一脸的平静，后又苦笑着说：“不想给他添麻烦，我们分手了。”
她没有改变发型，照样穿裙子，只是腿越来越不自由，使用拐杖的日子越来越多，服用的药也越来越多。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了小関，他推着轮椅，轮椅上的老人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他的父亲。因为是迎面，我主动打了招呼，小関一愣，拘谨地说了句“好久不见”。他沧桑多了，书生般的文气早已不在，像个真正的农民。但他是个好人，松田先生也是个好人，看着小関的背影，我无法把他和松田先生这两个好人的影子重叠起来，恍惚中却想象轮椅上的老人如果是顶着娃娃头的松田先生会怎样，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先生为什么跟小関分手了。
原来好人和好人不一定会走到一起的，不，也许因为都是好人，才不会走到一起。
我算了一下，松田先生和小関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相识，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分手，应该相处十多年了。那时候，我的婚姻正处在鸡飞狗跳的时期，便时常羡慕先生的不婚主义。跟先生实话说时，她指责我的想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又告诉我一个事实，她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是因为她的不孕。我想到可爱的女儿，又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了。
松田先生也终于老了。她的公寓中多了台可爱的轮椅，可自驾的那种，我试操作过，转圈拐弯都很轻松。女儿也喜欢得不得了，当玩具玩。先生的身体因天气而变化，她会根据身体疼痛程度选择拐杖或者轮椅，并且在车上堂堂正正的贴上了残疾人用的“轮椅”的标志，只要有了这个标志，她的车可以停放在残疾人专用车位上，不需走很远的路。
在即将退休的几年里她又专注与儿童和残疾人的社会学研究中，有时候需要做社会调查，她会拉着我一起去。她给对方介绍我的时候，一贯自豪的口吻，同时提醒我：我永远是她的学生。
二〇二三年三月，先生正式退休，公寓被她处理给了不动产公司，她真要离开山形了。我开始失落，她还没走就开始想她。二十多年了，我们除了师生关系，不知不觉中又多了些许姐妹般的情愫。在她诸多的学生中，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老。跟先生吃最后一顿饭时，她滑着手机里的照片，自豪地给我看她的学生们。学生一个比一个年轻，与我女儿一样的青春。又看到很多毕业式的照片，盛装和服的女生也一个比一个华丽，我却想不起自己当年的唐装去了哪里。我心情复杂地跟着先生的手和解说，看了一张又一张，发出高兴的声音做出高兴的表情，恭喜先生桃李满天下。抬头时我躲开先生的眼睛，眼里的光停留在她的头顶上，那已经不是蓬蓬松松的娃娃头了，短了，稀了，白了。
三月某日，先生回岐阜的时候，山形的雪还没有化完。我晚上散步照样走向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七楼的一端没了灯光，使公寓楼下的残雪在夜里失去了光泽，先生专用的车位空着，入口处的落地玻璃却映着我，像一面镜子，不由走进，我看到了自己的白头发，不明白为什么留在这里的竟然是自己。先生真的走了，三月的风吹着，很冷。我又想先生的娃娃头，很想把自己钻进去，那一定很暖。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