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思维就如同碧波万顷的大海，在这一片蔚蓝中，任性好似那随着浪涛起伏而不断隐没闪现的白帆，在金色阳光下折射出惊心动魄的美丽；理性则是无休止地驱策帆船前行的风，把握着驶向成功的方向，将船儿推向彼岸。由此可见，理性是任性的奠基石，是思维的指向标，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智慧之源。
理性是思维的驱动力，是我们基于现实情况在冷静头脑下对未来作出合理的判断。在这种判断下，我们所做之事绝大多数是成功的，往往收到好的效益。蔺相如原本是一个地位卑微的门客，因“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的功劳而被封为上卿，位居屡立战功的廉颇之上。廉颇扬言欲折辱蔺相如，相如数次推脱有病，不肯上朝；出行时见到廉颇，也远避之。究其原因，不是相如胆怯怕事，是因为他经过了理性的思考，认为赵有蔺、廉，才足以拒秦。后来廉颇“负荆请罪”，方酿成“将相和”之千古佳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理性的驱动下，我们往往在未来的岔路口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并且收获成功。所以，张良为黄石公纳履，始得兵法，终成帝师；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开大明二百年之基业。试问：如果他们不经历一番理性的思考，只图眼前小利，怎么能成功呢？
任性是在理性的驱使下碰擦出的惊艳的思想火花。王羲之自小苦练书法，常在衣服上演练笔画，终将衣裳划破；临池洗砚，日久天长，才成就了“墨池”的美名。所以，到最后他才可以“入木三分”，才能将自身的任性通过飘香的翰墨淋漓在千古流传的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里。庄子失去妻子，鼓盆而歌；惠施离世，梓庆死去，也不过分别得了庄子的五百言和三声大哭。及庄子将与造物者游，庄子淡然处之，却为弟子堪不破生死关而悲。王羲之的成功在于他顺从理性，刻苦学习，从而释放个体之任性，灵魂得以升华；庄子一生逍遥，看似不近人情，却是因为他看破了红尘俗事，悟得了冥冥中的天道，才著成了“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南华经》。可见，理性是任性的奠基石，任性是理性的飞翔之翼。
然而任性不是盲目跟从，不是肆意妄为，任性需要适度。邯郸学步者在古今之人看来殊为不智，东施“效颦”后富人见之闭门不出，穷人见之携妻而去，这是最粗浅、最不值的任性，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我们应以此为鉴。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终致鹿台之上，“自燔于火而死”。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更是失信于诸侯，最后犬戎入侵，落个身死国灭的下场，背个千古昏君的骂名。自古任性过度者，不论是黔首布衣，还是王侯将相，到头来难免结局凄惨。其原因，不过是没有在理性的基础上释放适度的任性罢了。故而，韩愈曰：“行成于思，毁于随。”由此可知，理性对任性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并且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决定成功与失败的基础。这不仅仅关乎个人思维、修养方面的问题，还囊括了学习的效率高低、事情的成功与否等方面。
以一言而蔽之，如果任性为跳跃惊窜的烛火，那么理性就是默默燃烧的蜡烛；如果任性为生机勃勃的小草，那么理性就是“又绿江南岸”的春风；如果任性为席卷而来的浪花。那么理性就是坚守海岸的礁石。正如康德所说：“没有比理性更高的东西了。”理性在漫漫的人生路上，是任性的发源，也是我们的依靠。以理性之光照亮前方，未来将是一片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