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的娘嫁给了同是孤儿的父亲。我的童年就是娘和父亲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一无所有的他们，在汗水与泪水中一同撑起我们这个家，让爱情与亲情有了暖暖的温度。
父亲是个孤儿，我爷爷在饥荒之中撒手而去时，父亲还不满14岁。
孤儿寡母的奶奶，为拉扯四个孩子长大，常常跑到七八里外的邻村娘家讨些包谷、红薯等粮食，给孩子们充饥，有时她娘家分来一两斤碎米，娘几个也就高兴好一阵子，将碎米和着包谷或红薯薮成稀粥喝，看见有几颗白米板，都成了父亲兄妹们的最大奢望。
毕竟奶奶的娘家也不是殷实之家，接济一时，也无法常常接济父亲一家五口。实在没有办法时，奶奶只好当“叫花子”出去沿村乞讨。为了这四个孩子，三十多岁就开始守寡的奶奶，一辈子也没有再嫁人。
人们常说，人生有三起三落。奶奶是个要强的人，也是个受得苦的人。她的日子虽然过得很苦很累，可对孩子的上学读书，她看得很重。虽然过着乞讨的日子，可奶奶坚持把四个孩子都送到学校上学念书。三个儿子也争气，长大后，大伯、父亲、叔叔都走出山外，端上国家“铁碗饭”，吃上了皇粮，成了十里八乡学习的榜样，人们逢奶奶便夸她养育了三个好儿子，姑姑虽然学业不佳，后来也嫁给任村里生产队长的姑父，这些让晚年的奶奶过上了一段幸福快乐的日子。
1949年11月，湘西王陈渠珍在凤凰古城文庙大成殿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宣布凤凰和平解放。凤凰和平解放后，苗家山寨百废待兴。初中一毕业的大伯，就外出参加县里组织的水利水库建设工作去了。家里的重担自然就落到了排行老二的父亲身上，父亲和奶奶一起撑起这个家，抚养着弟弟妹妹。
看着一贫如洗的家，也不再忍心看着母亲一个东借西讨，就差一个学期就初中毕业的父亲，辍学回家了，挑起家里生活的重担，和村里大人们干着同样的力气活，争工分养家糊口。
过惯了苦日子的父亲，重活累活抢着干，虽然村里生产队计工分时只有大人的一半。正因为父亲的这样的表现，村里的生产队长就积极推荐父亲入了党。
村里学堂原来只是私塾，仅有一个老师，也快70岁了。新中国成立了，学校是要好好办下去的。生产队长和村里的干部，见父亲读过书，也算是中学毕业。刚刚入了党的父亲，又被推荐到村里的学堂里当老师。就这样，父亲成了一名民办教师，工分计和大人一样多。
村里这所小学，从父亲手上开始，从一个老师，七八名学生，慢慢变成三个老师，四五十名学生，越办越红火，孩子们一个一个走出大山。叔叔就这样成了父亲的第一任学生。后来，我和姐姐也成了父亲的学生。我的小学六年，一直都是父亲教的。
父亲在乡村小学一干就是四十年。2017年7月，在父亲去世一年后，国家教育部将像父亲这样一辈扎根乡村教育的老师，授予“扎根乡村教育三十年教育工作者”称号，可惜父亲没有看到这份最高奖励。我只好在家祭时，将这个最高荣誉在父亲的坟前转告父亲。
当上了民办老师后，父亲认识了娘，父亲和娘是自由恋爱结为夫妻的。娘说，和父亲认识后，他俩相似的命运，惺惺相惜让他俩走到了一起。娘嫁给父亲后，盼着的幸福生活并没有随之而来。
因为娘小时候家里殷实，解放划分成分，娘莫名其妙被冠上“富裕成”成分。奶奶担心娘的成分会影响父亲的成长与工作，对娘不满意。为此，娘常常被奶奶数落，挨奶奶的骂。本来就没爹没娘的娘，很怕也很苦，好在父亲坚持，要不娘可能就此成为弃妇。
父亲排行老二，按村里的习俗，父亲和娘只能分家另立。也因为很僵的婆媳关系，父亲选择了分家。在得到村里生产队和大队的许可后，娘和父亲分得一块两分地的宅基地。
父亲和娘没有钱可以修建住房，只好砍了些木头抢建一个临时草房住。分家时，姐姐出生，奶奶除了给娘和父亲3个饭碗外，其他一无所有。为此，我也就是在这个草房里出生了。
父亲和娘、姐姐在这个草房里住了两年，我出生了。我的出生，娘跟父亲商量，向村里的生产队和大队申报林木砍伐指标，再困难也得建个房子。父亲照娘说的，向村里申报砍伐指标，村里同意了。这样，父亲利用周末的一天半时间（原来的周六要上半天课），到指定的山上砍伐建房用的杉树。
父亲把杉树砍倒后，就利用下午放学后，和娘一起到山上一根一根抬回来，夫妻俩常常抬到半夜才作罢。建房子需要不少木头，靠他们夫妻俩这样抬着，也不是办法。无奈，娘只好请来三个舅舅帮忙。这样，建房用的杉木全部被抬回来了。
正好我姑姑嫁给的姑父，跟他父亲学得一个好木工，是个木匠。这样，父亲请姑父做师傅帮我们家建了一个木房子，趁着节假日，父亲和叔叔就自己打土墙封四周。断断续续的，三年多时间，一个青石土坯木房终于建成了。我们一家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抬木头，建房子的那三年，娘常常一个人，身后背着我，手上牵着年幼的姐姐。有时，奶奶看着可怜，就帮带着姐姐，帮着抱我。有时，娘将我和姐姐送到小姨家，请小姨帮带。和父亲在学校工作一个从县城来的女老师——朱老师，看着身材矮小的娘，也特别心疼，也经常帮着娘背着我，带着姐姐。娘时常跟我说起朱老师的好。我工作后，也找到这个已80多岁的朱老师，专程带娘去看她。
在我两岁多的时候，娘生下了弟弟。当时国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提倡育龄夫妇少生优生，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带头作表率。父亲和娘是半边户（一个有工作，一个没有工作称作半边户，父亲是算是公职人员，娘是农村户口），我们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所在自治州有个补充条例，半边户可以多生一个孩子。
于是，乡公社的领导、乡学区的领导、村里的领导通知娘和父亲去做节育结扎手术。父亲回来做娘的工作，虽然不愿意，但还是支持父亲，第二天就去乡医院去做结扎手术了。
也许家里条件太苦太差，吃的没有啥营养。弟弟刚生下三个多月，就病了，也就这样越来越重，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娘和父亲也没有办法带着弟弟去大医院去治病。这样，刚满半岁的弟弟就夭折了。娘说，她本来孩子就少，弟弟又这么夭折了，这不在她伤口撒盐吗？能不疼吗？
弟弟刚刚走，我也病了。这可把娘急坏了，急慌了，生怕我又要离开她而去。天下，可能像娘这样的命也不多。一个孩子刚刚夭折，另一个孩子又一病不起，谁能想象，谁能理解，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母亲，要承受多大的苦痛，承受多大压力。
娘常说，当时她几乎快要疯掉了，精神全乱了，晚上不敢睡，白天不敢离开我半步，到哪里都要背着我，生怕哪一时我就悄悄地走了。
我越来越瘦，身体也越来越差。娘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我快满三岁时，娘不敢想象的事还是发生了。那一天，娘从背后把我放下来，准备给我喂奶。可我已经如一死婴一般，任凭娘怎么叫，怎么撕心裂肺地哭喊，也没有睁开眼。
她急忙到学校叫回父亲，父亲凑到我鼻子上，没有闻到气息了，手上的脉搏也不跳了。父亲也哭了，娘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父亲抱着我，走向村外的一个土坡上，可能准备把我给埋了。娘舍不得，从父亲的手上抢过来，看了又看我，把脸贴着我的脸。这时，我微微地动了一下，敏感的娘，感觉到还有生命，告诉父亲，父亲将信将疑。在娘的势头要求，父亲抱起我，不顾一切下山，尽管身无分文，他也不知是否会有奇迹。
我们村山脚下的村子里，广州军区后勤部驻防着一个团。娘，像个疯婆一样，跟着父亲一跑下山。也正是奇迹，也可能是天意，天不绝我，天不绝娘和父亲之后。父亲和娘刚到山下，就遇到一个正开着一辆解放牌汽车的解放军。那个年轻的解放军看到父亲抱着我焦急的神情，可能也就猜到了八九分。
他拦下父亲，问明情况后。马上倒车掉头，让娘和父亲上车，一路鸣笛向湘西州人民医院开去。二十多公里的路，父亲后来说可能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下车后，那个解放军抢过父亲手中的我，直接插队找医生，在医院等着病的人，看到解放军插队也知道病情严重，也纷纷让着。
父亲说，经过医生检查，我只有九度呼吸能力（我也不懂这个九度呼吸能力是个什么概念），如果不借助仪器检查，我与一个死婴无异。那个解放军帮我办了住院手续，又帮缴了住院费，他走时，又再给了父亲5元钱。可能是因为娘和父亲一心都在我的病情，直到病好出院，还不知那个解放军叫什么名字。
为这个事，后来父亲调到这个村子小学当老师时，一直和驻这个解放军特别好，上至团长、下到班长，十几个解放军的孩子都在父亲的班上读书，有几个还和我是同班同学。我想：父亲也是个感恩的人。
这样，出院后的身体依然很弱。娘，就天天带着去村里的赤脚医生打针，一天三次，娘一放下手中的农活，就是背着我去打针。娘这样日复一日着背着我风里来，雨里去三多年，我直到快七岁时才会走路。娘和父亲，在我身上付出，我是无以回报的。父亲也是怕连累我，2016年7月2日离世那天，就那样地悄悄地走了，没有一点征兆，连最后一句没有跟他说上。
娘，今年也75岁了。我真怕哪一天，娘也离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