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最近又生病了，先是咳嗽，紧接着量出来发烧，然后带出来鼻涕、眼泪，三四天了，也不见好。
自打有孩子以来，感觉就像是家里多了一块晴雨表。孩子啥都好，大人的心情也就跟着好，偶尔因为个啥事闹心了，也很快就过去了。孩子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家里就像是乌云压顶了一样，气压低的可怕，倘若是其他事情顺心也还行，但若偏偏这个时候再赶上点其他不顺心的，那就遭了老罪喽。
说起来，我这两天好像因为上火的缘故，嗓子有点刺疼；我妈呢，上周在换了第四种染发膏之后，还是没逃脱过敏的命运，额头和手指都起疮了；再说我爸，自那某一年起，糖尿病就像是一颗痣一样，长在了身上不起眼的地方，不易察觉，但又切切实实的难以清除，这也导致他现在每顿饭前都得吃药。
总结起来，得病其实是一件避无可避的坏事情，但凡事也都不尽然。
一
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吧，出天花。是一个晚上在院子里聊天的时候发现的，身上起了很多红痘痘，我妈一看就很肯定是这事。然后紧接着宣布：明天不去上学了，也不能出门，得在家捂着，不能吹风。
那个时候在学校边租房子住，和村里另一家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面。两家是通家之好，从大人到娃，关系都很亲密，同样是姐弟两人，年岁也都相差不大。他家姓倪，不点人家名字了，就叫倪红和倪伟吧。
倪伟小我一岁，他当时听到了我妈的话，心想还有如此不用上学的好事情，当下先是撩起自己的上衣找红点，没找到之后心有不甘，许是回家去脱了裤子在浑身上下排查了一遍吧，过不了许久就闷闷不乐的出来了，大概是想这件事情为啥没有轮到他。
但“好事”被他姐赶上了，倪红很快也被检查出来天花，同样得到了不用上学的待遇。当然这也让倪伟的悲伤更深一层。
好容易挨到了周末，这天家里大人都出去了，连房东一家子也都出门了，五间房子里面加起来省了四个娃，把范围扩大到整个院子也是这样，要说房东倒霉也就倒霉在这了。
四个娃里面，有两个不能出门，四个人就在一起密谋干点啥，也不知道是咋样的原因，让娃们把目光瞄向了院子里的杏树。必须客观地说一句，那杏树确实是好，好在她结出来的杏子特别大，而且锃光溜圆，被太阳那么一晒，好像就能看到那种酸香味在向人招手，立马口里生津，简直太勾人的馋虫了。
作案的过程略过不表，但我和倪红两个病人也确凿无疑参与了这场行动，为此我两用衣服、被子、帽子、沙发垫之类的东西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严防着吹风的风险，并冒着吹风后不可知的后果，参与了这场行动。在杏树旁边的花园墙的帮助下，行动极其成功，有如秋风扫落叶，一个不留。
案件的侦破根本不废半点功夫，几个大人根本不用思考就各自得出了相同且正确的结论。几个嫌疑人也知道事情瞒不过去，于是索性全部老实交代了。房东人确实不错，大方地表示娃们犯下的错没啥，不要放在心上。但嫌犯家长自然不会这样无礼，于是在表达过歉意之后的第二天，买了挺大一袋杏子送给房东。这件事情就此揭过。
我后来很是纳闷那次为啥没挨打，思忖许久也没想出来头绪，只能归给法不责众上面。
这是关于病这件事情，我第二久远，但是最为快乐的记忆了吧。
最久远的是啥呢，是现如今我妈也经常在聊天里面提起，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因为感冒要打针，我就一个人在上学的途中顺路去诊所接受注射，然后在自己上学去。此事我自己也有一些印象，医生家里挺大的院子，打针好像是在窑洞里面，其它的就啥也想不起来了。顺带说一句，这个医生后来去世了，村里人都说在他去世前自己给自己治了好久，结果把自己给治死了。
二
还是上文提到的这个医生，在我小学四年级之前，我们家里人--或者这个村子里的人--但凡有个感冒发烧肚子疼的，都找他。其它的也是记不清了，唯独一种治感冒的蓝色药片，我至今仍有印象。小时候的我大概以为世界上就这么一种感冒药吧。家里的第二个抽屉里面有一板药，一行四个，但有多少行我是记不清了。每次感冒的时候，咳嗽也好，流鼻涕也罢，我妈总是先按出来两粒这个药给我吃，吃上几顿不管用才去找大夫的吧。
当然，能治病的不光是药，还有一些土方子。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小孩们都知道，如果是受了皮外伤，伤口流出血来，就弄点面面土涂在伤口上，可以止血。面面土倒是很好取，取一些干土先捏后捻，而后让它缓缓地从手里流下去，取最顶尖的部分就是了，那是整堆土里面颗粒最小的部分。到底有效没我记不是很清了，大概是有些效果的吧，那些土抹上去，堵也把伤口给堵起来了。但这样的卫生性和科学性实在是有待商榷。
还有一个方子是什么呢？大概初高中的时候吧，有一天晚上发烧，三十八度多。我爸说先给我降温，而后就取了碗和白酒来，白酒倒在碗里有薄薄的一层，而后用打火机点着，我爸就用手指沾了燃烧的白酒在我前胸后背涂抹，据说是可以降温。大概也就是个三五分钟吧，施法完毕。取来温度计再量一次，嚯，三十九度了。于是赶忙穿上衣服奔诊所去了。
现在想起来，好像就是在那次碰到那个老大夫的。那个时候村里的大夫好像已经走了，于是去邻村找的大夫。我向来是愿意相信人，且不惧怕扎针的，但是那天晚上看着老大夫颤颤巍巍的手，和针尖上闪烁的光芒的时候，我确定我有点怂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三次施针都没找到血管所在，我不由得有些恼火，但也就是这个时候老大夫开口挽回了局面：哎呀，年龄大了，确实是看不清了，你这血管有点细，难扎，把娃给扎疼了吧。最后一句像是一句废话，而且这话的内容对平息我的恼火没有半点作用，但那颤巍巍的语气重夹杂着的老年气息还是让我起了怜悯之心，我的手不容易，老大夫也不容易，由他去吧。
必须得承认的是，我的血管确实细。小学三年级之前，有一次学校组织扎针，抽血，来学校扎针的大夫大概也没有想到会碰到我这么个硬茬。前面进展的都很顺利，偏偏到我这里给卡住了，折腾了两三分钟还没找到血管，后面的队伍已经开始骚动，小朋友们先是从左右探出头来，而后再探头就只能看到前面的后脑勺，于是就一窝蜂地涌上来，叽叽喳喳地吵得大夫没法下针。要说还是老师当机立断，当时决定把我先空过，等所有人都抽完了再给我抽。等待是漫长的，好在现在已经记不起当时等待的折磨了。当所有学生抽完血，已经回家吃中午饭的时候，医生来攻关了，过程我是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抽血是侧躺在桌子上，脑袋伸出桌面而悬空着，最后在脖子处抽的血。与此相关的另一项记忆是，当天中午是当时的党老师骑自行车驮着我回家吃饭的，大概那天也刚好轮我家给老师管饭吧。
其实从那以后，我一向扎针都比较顺利。但大学的时候，又被坑了一次。是食物中毒来着，具体的事件和经过暂且不表，是对面宿舍的老李陪着我去的医院，也记不清扎针的过程到底遭遇了怎样的不顺利，只记得当时的针头是扎在了胳膊打弯处，于是一整晚都把左边胳膊直直地杵在身前，拔完针头胳膊都不会打弯了。当天晚上另一件不顺利的事情要数上厕所，也不知道医院的厕所为何就那么逼仄，我蹲下去的时候左手伸在前面，居然影响了门的闭合，只能派老李站在门外举着吊瓶。我当时蹲在里面想，要是进来人，老李是不是得说：麻烦了您呐，这坑位有人了，胳膊不能打弯，关不上门，您受累往里边再走走。想着想着居然给笑了出来。
三
老李有个舍友叫老干，和我关系甚密。说起来老干并不是为了说老干，主要是想说说大学时候南门外面村里的一个小诊所。主诊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妈，有时候她的女儿也会出来客串一下大夫。说起老干是因为老干当时在这个诊所受的罪。当时有游泳课，据老干后来说，自己的中耳炎是因为游泳池的水不干净导致的，但都是一样的水，我耳朵也没问题，可见要不是水受了冤枉，要不就是老干的耳朵比较脆弱。不管怎么说吧，耳朵有病肯定得治，那时候大家都去那家诊所，老干自然也不例外，只是连续医治了好几天之后，耳朵不见好，反而更加疼痛起来，下定决心的老干跑了一趟医院。回来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那耳朵能不痛吗？医生从我耳朵里面夹出来好几块黑心棉，这诊所的大妈真tm的是兽医。
但由于方便，我还是照常去这家诊所看病，有一次老干陪我吊针的时候吧可能是，聊起来自己腿上被自己新买的刀子划伤后，在医院缝了好几针。诊所的大妈插嘴说了：咱这就能缝针么，我就会缝针，我女子也会。话里话外表示这要有缝针这种事情只管到她这里来，比医院里要省钱多了。老干嘴角一阵抽搐，没有接话。
要说其实这家诊所还行，最起码大学期间的病大部分都是在这里治的。也在诊所碰到一间事情，某天我吊针的时候吧，有一个妇女进来和大妈嘀嘀咕咕说了一阵子，大妈就走到房间的后部，被一块帘子隔开的床边上，俯下身子--几乎是趴在地上了--从床底拉出一个箱子来，摸索了大概是一小瓶药吧，递给那人，而后说：估计两三天，就流出来了，到时候是一小团，你要是分辨不清，就端过来我给你看看。我没费什么功夫就猜到了大概是什么事情，但还是难以置信。那个时候正是黄昏，诊所里面有点暗，空气好像也有点不流通，让人不是很舒服。
写到这里想起来，这家诊所好像有一段时间被封掉了，老干拍手称快的同时，我生病了却没这么方便的去处了，只能去远很多的另一个诊所。这个诊所后来再开没开我也不清楚了。我毕业了，在没有去她那里看病的诉求了，老干也去了江苏。
四
大概就是这些了，可以想见的是，在余下的几十年光景里面，我还得和各种病（希望是少一点，轻一点）斗争着过，祝我好运，也祝你好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