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龙头蛇尾：四百年前的战争，为何至今仍是东亚心结？
明朝方面收到过丰臣秀吉的降表，于是同意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觉得，我本来就是日本国王，还要你封？于是大怒，决定再次出征朝鲜。
传统上流行一个说法：丰臣秀吉的降表，是日本方面的小西行长和明朝的使者沈惟敬伪造的，所以丰臣秀吉接到明朝诰命后了解了真相，这才大怒。
但另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降表是真的。
丰臣秀吉提出和明朝瓜分朝鲜，被拒绝后，策划了一个新方案。
按照明朝的朝贡观念，朝鲜有二重主权，既是明朝属国，又是朝鲜国王治理的国家。
丰臣秀吉的方案，底层逻辑是：不是可以二重主权吗？干脆来个多重主权。
他要求朝鲜派个儿子到日本来做人质，下面人还好心好意地提醒朝鲜人，你舍不得亲儿子的话，另外找个小孩冒充也行。但是，你要把朝鲜南部，封给这个儿子。其实就是拿这个儿子当代理人，由日本来控制朝鲜南部。
丰臣秀吉还多次强调，明朝封自己是日本国王时，朝鲜的王子要到场，或者至少朝鲜要派高级官员到场。
也就是说，他希望达成一个日本是明朝的朝贡国，朝鲜或者至少朝鲜南部，是日本朝贡国的效果。
日本所主张的封贡体系位次可以参考下图：
这样，维持了大明朝天朝大国的体面，而日本则得到了实惠。
这个方案，一部分明朝官员觉得并非不可接受，所以谈判的这三年多时间里，小西行长、沈惟敬这些人，并不是在骗丰臣秀吉，而是在真的想尽量满足丰臣秀吉的要求。
最不能接受丰臣秀吉方案的，其实是朝鲜。做大明属国，利益很多，弊端很少，做日本属国，可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他们极力反对这个方案。
而明朝内部，当然也有主战派官员，坚决反对让日本染指朝鲜。他们觉得，一旦让日本占据朝鲜，会对中国产生非常大的威胁。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官员，特别强调这一点。最后，主战派的意见占了上风。
所以最终，丰臣秀吉的期待落空，明朝除了许给他一个日本国王的虚名，别的什么都没有给，这才让丰臣秀吉震怒，决意再次出兵朝鲜。
就这样，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战争重新打响。
这次出兵，日本军队的规模和上次差不多，还是十多万人，但心态和上一次大不相同。第一次信心满满，从上到下都想着要征服朝鲜；第二次则因为知道明朝肯定会出兵，所以日本很多重量级人物都反对出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未来会成为日本统治者的德川家康。但是丰臣秀吉的决定，谁也拦不住。
因为对最终占领朝鲜不抱希望，所以日军的表现也和上次大不相同。上次因为觉得朝鲜可能会变成自己的地方，所以日军有时还会表现得克制一点。这次因为知道攻克了，也是要失去的，所以烧杀抢掠得特别疯狂。有一个随军的日本僧人，他在日记里，记录了日军的暴行。他认为，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态度，“在地狱折磨罪人的夜叉和魔鬼也不过如此”。
这次朝鲜的陆军表现比上次要好，但是原本占优的海军出了大问题。因为国内党争，名将李舜臣被丢进大狱了，导致主力舰队几乎被日本打残，朝鲜这才不得不重新启用李舜臣。
当然，和日军作战的主力，还是靠明朝的军队。这次进入朝鲜的明军，规模远比第一次大，第一次明军只有六七万人，这次可能达到了十多万，而且出动了大规模的海军。不过仗仍然打得很胶着。
战事持续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日本国内传来消息，丰臣秀吉病死了。日军其实也早就想撤了，一来在朝鲜一直打下去，是看不见前景的战争；二来丰臣秀吉一死，就有个日本国内权力重组的问题，所以日军很快就撤退了。
虽然在追击战中，中朝联军也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比如朝鲜最优秀的将领李舜臣战死。所以对明朝和朝鲜来说，这种胜利是缺乏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的。所以后续就产生了很多故事：
照例，会有遗腹子梗，说丰臣秀吉是一个中国人的遗腹子。中国是最强的，这么厉害的坏蛋，也应该是中国人。
还有说，丰臣秀吉是被那个神神叨叨的谈判专家沈惟敬毒死的。沈惟敬去见丰臣秀吉的时候，一边谈事，一边服用一种神秘的小药丸。丰臣秀吉好奇，沈惟敬就把药效吹嘘了一番，丰臣秀吉就要了几丸，吃了，后来就死了。
还有说，丰臣秀吉是被关公劈死的，因为明军到了朝鲜之后，朝鲜国王也祭拜了关公，关公就出手相助了。
如果丰臣秀吉是被中国的人或者神弄死的，那么就显得明朝的胜利，不是侥幸了。
总结一下，首先最醒目的结论是，在当时的视角看，万历朝鲜战争中，日本、朝鲜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也因此重建了国内秩序。
朝鲜不说了，战乱后很多地方变成了焦土，80%的耕地被毁，人口损失了至少20%。但是遭遇了凭自身实力完全无法对抗的敌人，国家还能完整保全下来，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因此，朝鲜方面对明朝是感恩戴德的，尽管战争过程中其实小摩擦不断，但最终结果，是朝鲜方面承认万历皇帝对自己的“再造之功”，并且越发以中国的孝子自居。其实，这也是朝鲜国王对内建构自己合法性的一种办法：大明这么罩着我，反对我就是反对大明，你惹得起大明吗？
日本也很窝火。这场战争轰轰烈烈开局，最后仓皇离开，一寸朝鲜领土也没有得到。因为这场战争开始于龙年（1592年壬辰年），下一年蛇年就被迫与明朝和谈（1593年癸巳年），再后面的谈判和战争其实都没啥成果，所以日本把这场战争称为“龙头蛇尾”。
美国学者石康，写过一部研究万历朝鲜战争的书，书名就叫《龙头蛇尾》。他认为，这次日本发动战争，和近代日本的扩张一样，是想改变原来的国际秩序，结果反而被国际秩序所改变。所以，他选择用“龙头蛇尾”做书名。
不过日本很快就完成了丰臣秀吉死后的权力洗牌，德川家康取得了胜利，日本进入了德川幕府时代。从某些角度看，日本因为这一仗，在文化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当时日本文化比朝鲜还落后，日本从朝鲜带了很多书回去，还带了大量铜活字回去。
活字印刷当然是中国发明的，但是朝鲜在铜活字应用上，有后来居上的地方。日本人抢了这些活字，回日本去印刷中国的著作，《史记》《群书治要》等等。所以，有当代韩国学者说，我们用“文化的子弹”反击了日本的铁炮。还有朝鲜生产陶瓷的技术、农业技术，都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这场战争对明朝的影响，反而有点难说。
大明朝耗费了海量的人力物力，捍卫了天朝大国的声望，这种声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很难量化它。
当时，万历皇帝认为这一仗是非常值得的。现代学者也有很多人认为，战争过程里，万历皇帝表现出来的对东亚世界的认知，确实比大明文官要更清楚深刻；万历的决策也很果断，不愧为张居正的学生。
但再怎么说，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明朝用来钳制东北女真、蒙古诸部的，是辽东的兵马。但在援朝战役中，辽东精锐作为主力赴朝，这就给努尔哈赤腾出了发展空间，如何应对女真崛起，会成为此后明朝最大最致命的问题。
读这一段历史，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明朝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扩张性、侵略性思维的政权。
战争过程中，明朝方面确实努力做到了知己知彼，对敌我双方的优劣都有很详尽的分析，得出这么几个判断：
第一，明朝对比日本，优势最大的是海军，所以要多派战船，尤其是福建、广东的大船；
第二，陆地上，北方军队的长处是骑兵。朝鲜的地形，骑兵优势很难发挥。南方的军队因为有当年戚继光打下的底子，更擅长和倭寇作战，所以要多用“南军”；
第三，兵力和物资，要投放到朝鲜半岛，实在是非常艰难。
结合这三个特点，如果是一个进攻型的政权，很自然的想法是：不如来个围魏救赵，围日救朝，直接去进攻日本本土。
当时，明朝对日本也并不缺乏了解，因为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中国人，在日本的数量非常多。有个夸张的说法是占了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三，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某些地区是可能的，这些人是有可能给明军提供策应的。
但是，明朝没有选择这个战略，而是坚持在朝鲜打成本高昂的防御战。倒也不是说进攻战略就能奏功，而是说，换成一个进攻型、扩张型的国家，恐怕大概率是会直接进攻日本的。
大明朝缺乏进攻型思维，这不是说好或者坏，而是没有就是没有。
还有一个让人感慨的人物，就是沈惟敬。不管他是不是大忽悠，他当时斡旋于中、日、朝三方之间，确实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这说明当时东亚各国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能跨过鸿沟的人，就可以混得风生水起。大明朝廷除他之外，找不到可以和日本充分沟通的人，日本方面也特别需要他这样能够和明朝高层有密切接触的人。明朝和日本长期以来经济上热，政治上冷，这种人就是这种政冷经热的特殊环境的产物。
按照传统说法，沈惟敬的结局是大忽悠到底穿帮了所以被杀。按照另一种分析，他倒也并不怎么忽悠，不过和谈最终失败了，需要有人为失败负责。
总之，大明社会能够孕育这种人，大明制度却无处安置这种人，这种人归根结底是要被看作不稳定因素的。
四百年的心结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万历朝鲜战争，影响非常深远，不光是当时影响大，直到今天，中国、日本、韩国，提到这段历史，都很容易牵动很多情绪。
当时的东亚，被普遍接受的是明朝主导的朝贡体系，或者叫宗藩体系，而这个体系下，存在着多元主权的观念。一个国家可以既属于明朝，又属于它自己。明朝把维系这个观念，看作自己的职责所在；朝鲜对这个观念接受度也非常高，日本则是一种半推半就的态度。
而今天的中日韩朝，都是现代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多元主权已经是过时的观念了。
可是，任何国家都是离不开历史自豪感的。那么，应该怎样面对过去的观念，就成了很大的麻烦。很多恩怨情仇，很多歪曲和掩盖，很多的争议，都由此而生。
这就是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知识点二：古代怎么培养翻译人才？
明英宗被俘期间和很多蒙古贵族，甚至与也先的弟弟都交了朋友。他们是怎么克服语言障碍的呢？感觉纯靠翻译的话，很难做到促膝长谈、推心置腹吧。
另外，古代的翻译是如何培养选拔的？科举制能筛选出翻译人才吗？
第一个问题，明英宗怎么和瓦剌人交流的？
明英宗被瓦剌抓住的时候，身边有三个人很重要：一个太监喜宁，两个锦衣卫——哈铭和袁彬。太监喜宁前面提过，很可能是蒙古人或者女真人，和瓦剌人交流没问题，他负责在明英宗和瓦剌贵族之间奔走联络。哈铭肯定是蒙古人，他跟在明英宗身边，做起了通事，也就是翻译，所以明英宗和瓦剌人交流没有问题。
瓦剌贵族和明英宗交情有多好，其实要打个问号。哈铭和袁彬都有回忆录留下来，很多地方说法不一致。蒙古人也有记录，吹捧明英宗最夸张。他们想把明英宗送回去当皇帝，当然也期待明英宗回去后能给他们高额回报，自然会对明英宗好一点。心里究竟有多好，恐怕难说。
第二个问题，科举制能筛选出翻译人才吗？
当然不能。
科举，本来意思是分科取士，考试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明朝科举，已经实际上就是考进士，和翻译无关。
科举考试，考的是四书五经八股文，能考出你的智力水平，但不考你的实践技能。考中进士，是要做官的。能考中进士的，基本都是聪明人，但可能除了考试什么都不会。不过既然是聪明人，考中之后再学做官，通常也能学得大差不差。大明朝并不要求官员会翻译。
第三个问题，古代的翻译是如何培养选拔的？
儒家经典中提供了这样的说法：
周公辅佐周成王，制礼作乐，把天下治理得太好了，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据说是今天的越南，有个越裳氏。他们发现连续几年，都风调雨顺，大海也风平浪静。于是当地有文化的老人就说，只有中国出了圣人，我们的气候才能这么好。于是越裳氏忍不住想要来朝贡。语言不通怎么办？“重译”，经多次辗转翻译，终于到中国来了，献上了两只白色的野鸡。
这件事被当作盛世的标志。后来的皇帝，都希望自己统治天下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事发生。“朝贡体系”，这是文化源头。重视朝贡，则必然重视翻译。所以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对翻译都有一定的重视。
明朝之前是元朝。元朝比较特殊，它未必重视这个文化源头，但是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加重视翻译，因为元朝是一个世界帝国。此前的朝代重视朝贡，对翻译的重视可能是礼仪性的。你这个来进贡的外国人，要按照儒家的剧本，扮演好你的角色，翻译要发挥好引领的作用。但中原王朝对人家的真实情况，不一定很关心。元朝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更讲究实惠。所以翻译往往也更实在，更讲究交流的时候能够彼此间准确地传达信息。
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继承了元朝的这份宝贵遗产。所以，太祖朱元璋也好，成祖朱棣也好，都拥有素质非常高的翻译团队。
永乐五年，朱棣设了四夷馆，从国子监选拔学生，要求他们到四夷馆来学习不同人群的语言。有学习笔译的，称为译字生；有学习口译的，称为通事生。
当时，社会风气其实已经变了。这些被选中的学生，有人未必乐意：我本来打算考进士的，让我做翻译，这不是断我的前程吗？
社会阶层更低的人，倒是可能会觉得做翻译也不错，有学外语的冲动。所以，四夷馆后来放宽了入学条件，不一定要国子监的学生了，一般官民子弟也可以报名。另外还出现了四夷馆的老师开设课外班的现象。当时朝廷还是认为，掌握汉语之外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官方垄断的能力。所以这种行为属于泄露机密，是严厉打击的。
总的说来，永乐皇帝之后，官方的翻译团队素质，不断在走下坡路。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刚说了，永乐的重孙明英宗，他身边的翻译水平就还是不错。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官方越来越转向内在，也就越发不重视翻译了。
你从四夷馆毕业，也算是大明朝体制内的一个官吏。但是个没前途的官，所以汉人往往不愿意做翻译官。后来四夷馆变得非常冷落，到嘉靖后期，也没人来上课。学籍档案很多失踪了，四夷馆几乎变成了卖马的地方。
其实，大明朝廷还是有很多部门需要翻译的，这时通事几乎变成了一个世袭的职务。我们是一个没什么出息的人家，爹我是个通事，儿子你将来也做通事，不管外语学得怎样，反正这个坑是你这个萝卜的。这么搞下来，汉人通事也就素质堪忧了。
所以后来官方的翻译，就越来越依赖汉人以外的人。
大明朝在经济、文化上是有魅力的，所以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学习汉语很积极。比如，朝鲜人很早就有系统学习汉语的教材，元朝就有，然后不停根据时代变化进行修改。其中有一种叫《朴通事谚解》，非常重要。
这书里讲到，朝鲜的学生学中文，不好好读四书五经，忍不住要看《西游记平话》，孙悟空、猪八戒的故事。《朴通事谚解》这书，比我们今天熟悉的百回本《西游记》早，而《西游记平话》这书已经失传了。幸亏他这儿讲了这么一段，所以这本朝鲜人学中文的翻译教材，刚好就补上了西游故事传承的关键一环。
当然，外国翻译、少数民族翻译多了也有问题。元朝流行的“色目人”这个概念，明朝仍然在用。著名的大奸臣严嵩，曾经和嘉靖皇帝提过，说这些色目人通事，把来我大明朝贡的他们本民族的人，当自己人，把我大明朝廷当外人。
所以，这些通事经常教导他们，怎样可以多骗朝廷的钱，又教他们回去的时候，怎样走私违禁品赚得最多。严嵩说这不行，我们的四夷馆，还是要重点抓汉人的外语学习。
这种建议也算很忧国忧民、切中时弊，但没什么大用。一个年轻人要想在大明官场上有前途，学习怎么写八股文就卷死了，通常是不能花多少精力学外语的。
大明民间翻译人才
和官方的翻译退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明朝民间的翻译能力，是在不断进步的。因为海禁不说形同虚设，也是千疮百孔，对外贸易实际上很繁荣。频繁的商业交往中，很多人外语水平自然就上来了。
1511年，大明正德六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满剌加）。马六甲是东西方贸易的咽喉，也是明朝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自此，中葡两国正面接触，已是指日可待。
1517年，大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使团抵达中国广东的屯门。这不是葡萄牙人第一次到中国，但这是第一个携带葡萄牙国书的正式使团。葡萄牙船队在桅杆上升起旗帜，并且鸣放礼炮致意。中国官员和百姓不懂这个西方礼节，难免大受震惊。
葡萄牙人见到广东的官员，不肯下跪。官员们很不高兴，就把葡萄牙人的通事打了二十棍。
这个挨了二十棍的倒霉通事，名字叫火者亚三。这个名字，听着不像中国人，但《明实录》说他是江西浮梁人。当时浮梁县下辖一个镇特别有名，就是景德镇。现在反过来了，景德镇市下辖浮梁县。
瓷器是中国出口的大宗，这个火者亚三可能祖上就是做瓷器生意的。于是就下南洋，成了生活在马六甲的华人，又学会了葡萄牙语。
为什么叫这个奇怪的名字呢？火者是福建、广东的方言，明朝的时候，当地阉割男童的风气很盛，有钱人家也喜欢用阉割过的奴仆。虽然朝廷禁止，但是根本禁不住。这些阉人就被称为火者。亚三大概就是阿三，在家排行第三。火者亚三，就是一个叫阿三的阉人。
大明官员打过翻译之后，又把这些葡萄牙人拉到一个寺庙里学习中国礼仪。说是第一天学会了左腿下跪，第二天学会右腿下跪，第三天终于学会了磕头，广东的官员才给予正式接见。
葡萄牙人虽然学会了磕头，但大明官方对他们仍然不是很重视，或者说有戒备心理。给他们的回应是：你们的贡品，大明收了，该多少钱，大明不会亏待你，想见皇帝就免了，回去吧。
但是葡萄牙人没有回去，滞留在广东。广东是有镇守太监的，就是这个火者亚三，不知道想了什么办法，和镇守太监搭上了关系，于是把路子走通了，明武宗终于同意接见葡萄牙使团。
一见之下，明武宗对葡萄牙人兴趣一般，倒是非常喜欢火者亚三，跟他学葡萄牙语。当然这也不稀奇，明武宗正德皇帝对儒家传统之外的一切，都很有兴趣。他也学过蒙古语，还给自己起了个蒙古名字叫忽必烈。不知道他学葡萄牙语的时候，有没有顺便给自己起名叫安东尼奥、费尔南多之类。
此后火者亚三恃宠骄横，得罪了礼部的官员。后来明武宗驾崩，武宗的宠臣大多没好果子，火者亚三伏法被杀。大明朝也因此对葡萄牙人印象很不好，不许朝贡，让他们以后别来了。
火者亚三的经历很传奇，所以关于他的史料也比较多。显然，也有大量不这么传奇的翻译，和他有相似的背景：从事海外贸易，于是掌握了几门外语，外国商人和使团来了，就喜欢找他们做翻译。
火者亚三是没什么华夏雅文化素养的，素养高了，明武宗就不会喜欢他了。不过也有一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翻译。
著名的倭寇王直，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奇葩沈惟敬。王直懂葡萄牙语，能够在日本人和葡萄牙人之间做翻译；沈惟敬的日语很好，能够和日本高层谈笑风生。大明朝识字率很高，文化人在传统选择中找不到出路，学习外语有翻译能力，是不稀奇的。
总结
明朝官方培养翻译的体系，在明太祖、成祖时代水平是很高的，但永乐之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间的翻译力量发展得如火如荼。很多出身社会中下层的商人，率先学会了外语，后来一些知识精英也加入进来。传统的华夏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深入全面多了。但是这些人大多数很难进入主流文化体系，无论是从这些人的个人命运而言，还是从更宏大的视角看问题，这都是历史的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