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国林权改革启动，时任正安县林改办副主任的游某，手持一份据说是和村委会签订的《植树造林合同》，在没有完整的审批程序的情况下，居然将林权证办理下来了。
为此，正安县土坪镇原溶江村、群江村和高台村村民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失去林权的村民更是气愤不已，不过，对于村民来说，除了气愤也无可奈何，毕竟，自己仅仅是小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办法，按照老百姓的话说，“民不和官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糊涂”章签“糊涂”约，一塌“糊涂”
据正安县林业主管部门提供的资料，1999年12月31日，游某和溶江村村委会签订了《植树造林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属于溶江村的地名叫“大山”的山林，承包给游某，承包期限为50年，股份为游某和甲方（甲方主要指原荒地使用权方）各占50%。
合同甲方盖的印章为模糊不清的印章，也不知道当时正安县相关主管部门是怎么辨认的，认为该印章为“正安县牛都乡溶江村村民委员会”。
“糊涂”章本来就“糊涂”，“糊涂”字是如何变清晰的？
我们从《植树造林合同》上盖的印章上看，印章字体大部分都残缺，根本无法辨认是什么单位，只有横起来的“村民委员会”清晰可见，而作为监督方的土坪相关部门，又是凭什么认定该印章是土坪镇下属村委会的，如果从后边的旁证材料来看，该印章为“正安县牛都乡溶江村村民委员会”的话，作为主管单位的土坪镇相关部门难道不知道自己所辖地域情况吗？
牛都乡于1992年7月后就不存在了，怎么来的牛都乡？如果牛都乡是正安的另外乡镇的话，土坪镇又有什么权利进行监督？可笑的是，正安县从撤区并乡建镇以来，就压根没有这么个机构，而作为主管单位的土坪镇相关机构，难道就不知道自己有几个村吗？自己的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的话，那这样的主管领导又是如何管理自己的下属机构的？
这真的有点搞笑，正如村民讲的那样，自己家里有多少儿女都不知道，这样的父母还叫父母吗？哪怕是领养的孩子，起码也知道有多少吧。除非，是这样的父母干“坏事”，有不能“见光”的“私生子”，正常情况下，没有这么糊涂的父母。
星期天“办事”，说明基层人员工作“繁忙”？
从《植树造林合同》上看，合同印章模糊不清，辨别难度很大，即使在这样的难度情况下，相关部门居然能通过自己的“火眼金睛”认出印章的完整内容，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可见，土坪相关部门人员的“辨识”能力是非常厉害的。
既然，模糊印章也能辨别清楚，那说明，土坪相关人员对这份合同是完全认同的，因此，作为监督方，明知道签约印章错误，但是，为了能让此合同能顺利生效实施，相关人员也顾不上休息了，“加班加点”的在合同上加盖了印章。
我们都知道，1995年5月1日，“双休”开始实行，这个政策一直沿用到现在。不过，从《植树造林合同》上监督方土坪相关部门签订的日期为2000年1月16日，笔者通过万年历看到，该日期为星期日，也就是说，该天为休息时间，而作为监督方的土坪相关部门，选择在此日期签订合同，看来是很有意思的。
收益主体和签约主体不一致，“糊涂”合同背后的“逻辑”在哪里？
根据游某和溶江村签订的合同第五条约定，“利益分配：“甲乙（甲方主要指原荒地使用权方）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我们从这一条约定上来看，甲方主要持有股份的人为“原荒地使用权方”，而溶江村村民委员会不是“原荒地使用权方”，因此，甲方的主体就不应该是溶江村村民委员会，最起码，还有核心的第三方，那就是“原荒地使用权方”，也就是这真正使用该荒地的人。
按照当地村民的说法，该林地为蔡文学等4户使用。因此，合同签订必不可少的一方就是蔡文学等4户人家，而村委会只能是批准方，最起码来说，村委会不是唯一的“甲方”。
可见，此合同的签订是不完整的，甚至说是无效的。真正的股份持有人都没有签订合同，那合同的签订意义又在哪里？如此“糊涂”的合同又是如何进行监管和履行的？如此荒唐的“合同”又是怎么进行监督的？
林权证的办理，事关老百姓的利益，也关系到老百姓的收益问题，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的相关人员在审核材料的时候，严格按照程序执行，严格依法办事，也许，就能更多的保证群众利益，避免一些“歪风邪气”的事情发生，从而更好的保障群众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