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逸问：“乔老弟，你说‘刘家合字号遭到变故’是啥意思？”
乔本茂道：“你们都没听说营口的合字号被封了吗？那是刘家另一股的买卖，也是起名合字号。说是倒卖羌贴赔了，所以，被张大帅下令封了。没想到的是，这张大帅竟然把营口的合号买卖全都收入囊中。刘家那一股人全完犊子了。可笑的是聘请的大掌柜，没啥事儿，竟然帮张大帅打理合字号买卖来。你们想想，宽城子的领东掌柜孙秀三，如果跟营口的那位一样，凭他的能力，还能有合字号的买卖吗？你们说是不是早就该姓孙了？”
杨润昌说：“你的意思是跟倒腾羌贴没关系？也不是欠人家钱的事？怕是跟贩卖大洋有关吧。营口的合字号是不是有银炉？”
乔本茂笑道：“看来玉久兄了解情况。八成跟倒卖银子有关。”
据猜测：清朝时，营口就开埠了，那时的钱使用的都是银子，因为成锭的银子在使用中不方便，就有把银锭敲碎了买东西。因此，在营口好多家铺子建了银炉。所谓银炉，就是把散碎的银子化了后，铸成元宝形银锭。宽城子的益发合也有银炉，能把散碎银子铸成“吉林大翅”。后来，因为日本人为扰乱东北经济，用贬值的奉票兑换民国时的银元，并把兑换来的银元铸成银子，造成奉票更加贬值。张作霖私家买卖三畲堂钱铺因此而倒闭，张作霖就把怨气全都撒在买卖人身上，得把就收为己用。
杨润昌一听，想了想说：“这也不能说是张大帅的错。你是不是指当年枪毙刘鸣岐的事儿？”
李久如说：“我可记不住枪毙谁，我只知道他杀了做买卖的人。”
杨润昌笑道：“你知道被毙的人都干哈了吗？”
李久如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
杨润昌马上说：“当年我记得一共毙了五个，他们是贩卖大洋盈利。你知道问题多严重吗？他们用小洋票兑换大洋，换回来后，又把大洋化了变成银子，然后变卖。其实，这都是日本人……。”说到这儿，杨润昌站起来到门口向外看了看。然后回屋小声说：“哪说哪了。小鼻子真鬼，为了挤兑奉票，指使他们的商人收大洋，而日商为了能换大洋，偷偷地贿赂中国人帮忙换，这就形成了挤兑风潮。张大帅为了稳定奉票，只好杀一儆百了。”
李久如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的呢，银元咋越来越不好换了呢。咱这疙瘩给伙计的钱不是以小洋票为准的，而是用大洋来发的。看来，平常就得多准备些银元，以备急需。”
商人是逐利的，特别在赵老翰年青时的年代，中国商人刚刚起步，他们希望自己办的铺子产生越来越多的利润。但是产生利润的基础是资本的活跃程度。这就有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这句话抄于一个外国人托·约·邓宁写的《工联和罢工》书中的话。
日本狗强盗千方百计扰乱东北经济，这是张作霖非常头疼的事。虽然张作霖依靠日本人上了台，可当过土匪经历告诉他，日本人并不那么可靠。他并不把全部身家都托付给日本人，而是表面一套背后用一套。日本人不愧为小鬼子，当然知道张作霖的心思。也做表面文章，背后下黑手。那一年，张作霖刚刚当上奉天督军兼省长，就发生了财政、金融危机。奉天财政外债累累，每年财政支出赤字也很多。那时候整个东北金融市场流通的纸币复杂，由于钱法紊乱，市面上流行的钞票种类繁多，名目各异。除了奉天省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大、小洋票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洋票也在东北境内流通；吉林省的吉林永衡官银号发行的永衡官贴、吉小洋、吉大洋等；黑龙江官银号发行的官贴铜元纸币；哈尔滨的还有哈大洋。
此外，较大的商铺在资金周转不灵时也发行私帖，以代替官方货币流通。曹廷璞的富字号就发行私贴。这种私贴在富字号铺子内进行周转。当然，其它铺子如果对富字号信任，也接收它的私贴。东三省各地大同小异，这些货币的存在让初当省长的张作霖头疼不已。
更加头痛是，日本银行进一步实行金融侵略，控制铁道附属地货币发行，它们让附属地各个火车站以及邮局必须使用日本银行发行的货币购买火车票、发运货物。也在各个火车站开设当铺，却进行各币种兑换业务，由此联合起来控制南满铁道沿线的货币流通。例如，收购粮谷付款用的是日本的朝鲜银行发行的金票。还有日本的其它币种：正金银行纸币称之为老头票的；还有类似货币的银券、军用票等等，五花八门。
这种乱象张作霖已经无法应付。只好对自己能插手的地方下死手，打击那些帮日本换银元的不良商人。
在李久如新住处这顿酒都没少喝，几个人东扯扯、西唠唠一直到半夜才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