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的变革，涉及到了所有领域，其中最显性的，是技术的变革，最具标志性的革新是蒸汽机的改良和推广应用，因此，这个时代，被历史普遍称为“蒸汽时代”。
关于工业革命章节的阅读，使我想起了高中教科书的比较。我读过美国学生的历史教科书，当然是中文版，每一册都非常厚，多到近千页。反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一册两百页不到。这当然与教科书的供应体制有关。美国的教科书，政府配送，五年循环，不属个人，教科书即是读本。中国教科书，学生购买（当然义务教育已是免费配送，这里指高中），私人拥有。也一定考虑到了价格和成本因素，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很薄。
这里，我不是讨论“循环经济”和环保话题，而是说两种供应体制下的教师价值有很大不同。美国的历史教师，可以是教科书的导读者，基于教科书就可以做许多研究的“小文章”。但是中国的历史教师，就必须通过薄薄的教科书“说开去”，“深入下去”。
举例说，工业革命一节，中国现行高中教科书，描述内容三页半，篇目主要讲述“从珍妮机到蒸汽机”、“从工场到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基本形成”。当然，近年的教科书编排中，考虑到了趣味性的互动，栏目的设计活泼，图文并茂是做到了。但是，就这样高度浓缩的教科书内容，教师如果不引征大量的课外资料，学生对工业革命知识和建构和理解是不可能完整的。加之应试的需要，现在的高中生已经基本不怎么有课外的阅读机会了。所以，中国历史教师的价值，就绝对不能停留在教科书的导读者的角色中了。换言之，当下提出的中国中学教师高素质、专业和创新型的要求，专业化要求之重要，可见一斑。
再谈我们习惯于关注的教育比较。以英国的为例，欧洲古代和近代的教育的承担者和开展，与中国比较有很大的不同。欧洲的教育，主要是教会承担，其次才是少量的世俗的教育机构。中国的教育，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官府的各级学校为主导，私人办学作为一个长期的存在，虽然亮点纷呈，但总体并非主流。当然，二者比较，教育的主要内容，由于和接受教育的群体价值需求相关，人文学科的课程占据绝对的主导。
[从“重商”走向“自由”]
18世纪英国的转型，是包括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更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农业的变革和“前工业化”是工业革命率先展开的前提和基础。金融、银行和贸易同步跟进。社会的阶层发生分化，并由此产生生活的变迁和新的社会矛盾、冲突。
重商主义理论，诞生于17世纪中期，延续到18世纪中期。这是指在英国。重视货币、贸易和关税保护。
亚当·斯密（1723—1790）生于苏格兰，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后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任教，一生专注治学，著述颇丰，代表著作，一是《道德观念情操论》（1759），一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国富论》）。“一是系统地提出劳动分工、交换和货币的关系。二是阐述了商品的价值理论与资本理论。三是以工资、利润和地租为核心，提出财富的阶级分配理论。四是，也是最重要的，开创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斯密认为，追求处人利益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利己之心在增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相应增加了社会财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对重商主义的彻底否定。
这一理论出发点，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就是说，它坦率而明确的承认人性之恶，人性之私，承认私有财产，认为这些是人类文明中的合理的价值存在。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形成鲜明对照，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倾向于性善、良知，倾向于德和教化。总是认为通过后天内在的修行、外在的强制影响，包括榜样的力量，可以教化出内心的善，发明本心，致良知，诚意正心。西方强调规则约束，我们强调道德自觉。西方承认性恶的本源，我们强调人性本善。
[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之基础]
“农业革命指的是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向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的转变，”这不仅包括圈地运动和大农场兴起的制度性变革，还包括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领域的各项变革。18世纪的英国，是圈地运动的英国。充满暴力和掠夺，也对小农作出了某些补偿。一方面，圈地的成本很高，“其次，土地圈围后，大土地所有者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对圈围攻的土地进行改良，引进新作物品种，使用新工具和新技术，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小农无力进行这些改良，被逐渐驱逐出市场，慢慢地破产了，最后被迫将土地出售，从而沦为农业工人或城镇劳工。此外，圈地也侵害了小农依据习俗所拥有的权益，公地、森林、牧场、沼泽等地被圈占了，小农的放牧权、砍伐柴火权等全部丧失了，因此，‘圈地成了打击小农户的一场大灾变，使他们失去部分维生的手段。’”
工业革命始于英国，不是偶然的。“与光荣革命后相对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岛国的独特地理位置、殖民扩张带来的资本论积累、庞大的海外市场、圈地运动等因素有直接关系。但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制造业’。”
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手工业就比较发达，生产领域主要在轻工领域，而作坊、家庭手工业的兴旺，显然是基础。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支柱产业。工业革命拓展到的各领域，我们已经熟，这里不再重复。只是有一些情况要说明一下，工业革命带来的集中劳动的协作，改变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而且，作息时间的标准化，成了至今占据主导的管理特点之一。以时间为单位的劳动纪律，久盛不衰，
[涌现了中间阶层]
工业革命对社会分层的最大影响，在于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在城市和国际市场的经济活动中，越来越活跃和壮大的商人，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群体。乡村的五个等级贵族之外的土地所有者之“乡绅”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乡村中一部分向上流动的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以及租地农场主也属于新生的中间阶层。另外，出现了大量的职业倾向性的专业人士，如教士、律师、医生、作家、艺术家等。军官也属于这一职业人士。自由职业者们也在商业化社会中获得中间阶层的地位，包括画家、诗人、音乐家、剧作家等。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制造业主”是一个全新崛起的中间阶层。
变化，是18世纪英国社会的基调。家庭不仅是栖身之所，更是生活的中心。这一时期，核心家庭并没有如一般史学家描述的大量出现，家庭结构主要还是扩展型家庭，也就是中国人容易理解的人口众多的“大户人家”。
城市化的进程、交通的改进、人员流动的频繁，改变了人们八小时以外的生活方式。旅行和度假受到许多人的青睐，报纸和杂志成了知识群体和中间阶层的习惯拥有品。工作方式的变化，也造成了体育运动的必要性。贫富分化并没有因为社会财富总量的大幅增加而有所缓解。相反，贫富悬殊加大，政治思想的传播，和海外政治运动的影响，加大了英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教育依旧是教会的使命]
英国特有的国教会，在18世纪依旧参与国家最高权力，主要表现为参与议会上院的决策和立法，同时国教会还是国家慈善济贫和教育的主导性力量。而且，形成反差的是，英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先步入现代化的国家，但教育的进展迟缓，长期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政府不过问教育，在教育问题上承担主要责任的是各宗教教派尤其是国教会。”
“18世纪英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始建于中世纪的古典大学，即分别建于1168年的牛津大学和1209年的剑桥大学。入学有严格的宗教限制，仅对国教徒开放。两所大学以教授古典文科和神学为主，但从18世纪初开始设立自然科学讲座。两校各有约20所学院，教学方面采用导师制。在18世纪，两校入学人数均呈现下降趋势，1733年，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仅有3名新生入学；牛津大学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据称，到该世纪中期，其新生人数已经降至每年不足200人。两所大学学费昂贵，贫民出身的子弟，除少数可获奖学金者外，大多数被排除在校门外。不仅如此，当时人们对教学水平及学校管理也颇有微词。
这里要顺便提一下本书中忽略的伊顿公学（Eton College），英国著名私立学校。这所学校的校服，就是为了纪念那位乔治三世去世而设计。学校位于伦敦20英里郊外温莎镇，泰晤士河畔，亨利六世于1440年创办。以“精英摇篮”、“绅士文化”闻名，以军事化的严格管理著称。毕业了20位首相，另有诗人雪莱、经济学家凯恩斯，《1984》作者乔治·奥威尔，还有“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贝尔·格里尔斯。也是当今英国王位第二号继承人、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母校。伊顿每年250名左右的毕业生中，70余名进入牛津、剑桥，70%进入世界名校。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战中英国男子在沙场上战死率约为11%，而从伊顿公学毕业的男子的战死率则约为20.6%。其中骑士精神可见一斑。当然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是一所男生学校。
在讨论技术改变社会的同时，我们自然联想到诞生众多技术并得到推广应用的社会这个“土壤”。历史叙述和研究，并不局限开现象本身，现象本身只有知识占有的意义，这并不是历史阅读和研究的价值所在。历史叙述和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借鉴，在分析为什么和怎么样。
反观中国的18世纪，依然是习惯性封闭（虽然国门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叩开）、巅峰的专制（虽然已有李贽和黄宗羲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在痛苦地质疑和批判）、小农的盛行（虽然出现了东南的商品经济的极其活跃，但如徽商、晋商的存在本质依旧是官商，即金钱和权力合二为一），也有一些发明和科学的成就，但终究没有科学的基础的市场的渴求，更有文化艺术的高峰，但在接下来的国际竞争中，这些也都派不上用场。
因此，固然是技术变革了社会，但是为什么此时此地会诞生这些技术，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
[注] 本节源自《英国史》（卷四，转型时期——18世纪英国；第二篇 经济 第一到四章 经济理论的演变，农业领域的变革，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银行与贸易；第三篇 社会 第一至四章 社会分层，日常生活，社会冲突，宗教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