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之所以为中华文化，就在于它以人文思想作为最主要的根基、最牢固的磐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对历史文化特别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润事、以文资政，不断丰富中华文化人文思想。

　　“天下为公”的责任意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里讲责任担当，强调担当起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中华文化一直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群乃至对自然所负有的责任。孟子讲“以天下为己任”，“己任”就是责任。习近平同志谆谆教导各级干部要牢记责任重于泰山，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能懈怠、丝毫不能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中华文化坚持“中”“和”，“中”要求恰如其分，“和”要求平衡。孔子的论点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是说，君子以“和”为准则，在听取各种不同声音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和判断。不同于“争”，“和”是在相互影响中使事物得到发展。

　　“民惟邦本”的仁政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等思想，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儒家主张治国者应实行仁政，认为治世不能光靠强权和武力，而要顺人之心，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太平安宁。《尚书》中已有“民惟邦本”的思想。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的也是爱民思想。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主张君主必须重视民意。这些论述形成了中国社会爱民、重民、利民的政治思想传统，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

　　“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习近平同志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应结合时代条件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突出人的实践智慧，并强调实践智慧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宋代以后儒学中“实践”概念广为运用，而实践和躬行连用甚多。明代的王阳明指出，智或知应当是良知，而良知必须知行合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经世致用”。中华思想文化史告诉我们，做人和做学问这二者应当统一，而且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因而，“经世致用”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信念、理想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

　　“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中华文化人文思想的重要理念，也是习近平同志一直所倡导的。他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周易》中忧患意识下的戒慎之心是人文思想发展的基础，戒慎之心就是要养成“临事而惧”的行事态度，引发出来的是畏天修德。所谓“知天命”，就是要意识到客观规律的存在，正确理解人的主观愿望、实际行为及其结果与现实社会、客观规律的关系，从而正确地认识、把握和处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推动发展，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和顺应客观规律；一定要注意维护和涵养生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天和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和谐共生”的发展观点。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对待不同文明，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思想。儒家在早期就提出“协和万邦”，这实际就是主张以和平共处、和谐交往为协调天下不同政治实体之间关系的原则。到了宋代，张载进一步提出“为万世开太平”的观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意味着这个世界就是多样事物共同存在的世界，各种对象共处于天地之间，彼此相互作用而非相互排斥，万物可以在彼此相容的状态下共同存在。“道并行而不相悖”，意味着对不同的道德理想、价值理念应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允许不同价值观念并存于这个世界，不应将某种单一的原则强加给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