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一寸一寸暗下来，像是有人在天边缓缓拉上一块青黛色的幕布。忽地，一束白光劈开夜色，直愣愣打在操场的银幕上。方才还嗡嗡嘤嘤的人声，倏地静了。幕布上人影晃动，悲欢离合就此上演。对于在八十年代前出生的通元人来说，总有一场露天电影，在记忆深处闪着光。
通元人跟电影打交道，是极早的。老辈人传下话来说，一九四五年，日本人走了，乡里人快活，在法喜寺——如今是通元地区医院了——请了戏班子，连唱三天三夜。就在那当口，竟还放过一场无声电影。至于演的甚么，如今是再也无人晓得了。横竖是默片，人物光动嘴不出声，看客们倒也津津有味。这便是通元人头一遭见识电影这物事。
新中国成立后，县里有了电影放映队，在各乡镇间转悠。到一九七四年，公社自己也成立了放映队。龙舌嘴小学的操场，从此便成了露天电影院，一放便是十多年。这一方天地，不知盛下了多少通元人的悲喜。
早先，通元一带还不通公路。县放映队的船，便成了水上的电影院。一只摇橹船，载着放映机、发电机、幕布、胶片，还有两三个放映员，在河汊里悠悠地走。官堂、通元、石泉……一个镇子接一个镇子，放映员几乎常年漂在水上，以船为家。船是乌篷船，吃水不深，摇橹声咿咿呀呀，搅碎一河星月。
电影船一到，便泊在龙舌嘴赵家屋后的秦溪石埠。接下来便是好一番忙碌：立杆子，砸钉子，挂幕布，装喇叭……单靠放映队的两三人，是万万忙不过来的。这时，通元的第一批“志愿者”便出现了——自然，那会儿还不兴这么叫，乡人只唤他们“电影服务员”。没有工钱，不管饭食，纯粹是热心帮忙。有帮着抬机器的，有负责卖票收票的，还有维持秩序的，各司其职，倒也有条不紊。
那时的乡镇，娱乐是极稀罕的。一有电影，四乡八村的人便都涌来了。一场电影，总得有一两千人看。龙舌嘴小学操场，只有北头育才桥和南头张家桥两个进出口，收票倒是方便，可进场散场时，便挤得水泄不通。听说六十年代末，曾有人在育才桥收票处被挤落水，还受了伤。如今回想，犹觉心惊。
每逢放电影的日子，人们便早早收工回家。炊烟升起，饭香四溢。性急的人家，早已打发孩子背着长凳去占位置了。匆匆扒完饭，大人也急吼吼地赶去。去得晚了，好位置自然是没有的，弄不好只得坐到银幕反面，那里的人影字迹全是反的。
电影票倒不贵，五分或一毛，小孩半票。票价高低，全看放映的片子长短。有时放映员心善，见乡人大老远赶来，只看一本不过瘾，便加放一本。即便如此，对那时的人家来说，一家几口看场电影，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于是，逃票与反逃票的斗法，便常常上演。在小学读书的孩子，听说晚上有电影，便饿着肚子躲在教室里。不过服务员们也会来查教室，所以大多孩子还是躲在大会堂西面的桑树地里。桑葚熟时，一面躲一面摘桑果吃，嘴唇吃得紫紫的。
若在龙舌嘴有亲戚，便是天大的幸事。不仅能省了票钱，还能蹭一顿晚饭。有时一户人家，自家连带亲戚的孩子，能有十多个。粮食凭票供应的年代，预备这许多人的晚饭，实在不是易事。小孩子不懂客气，常常将饭菜一扫而光，主人家面上笑着，心里却不免暗暗叫苦。
露天电影没有严格的放映时间，天擦黑便开场。正片之前，照例要放些加片：时事的幻灯片，农业科技的宣传片，诸如此类。这时节，场子里最是喧闹，拉家常的，唤孩子的，打招呼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直到正片开始，方才渐渐静下来。
最欢喜的自然是孩子们。满场乱窜，爬高伏低，像一群躁动的麻雀。高兴起来，便挤到放映机前，伸手在光柱中比划出各种形状：狗儿跑，鸟儿飞，惹得众人哄笑。有时调皮孩子的脑袋映在银幕上，便会招来一片笑骂。
其实何止孩子，小伙子大姑娘们也盼着看电影。有的确是来看电影，有的却是借个由头相会。有对象的，自然偎在一处卿卿我我；没对象的半大小子，便满场乱转，碰见俏姑娘，有意无意撞一下，试着搭几句话。姻缘这种事，谁说得准呢？或许就在这昏黄的光影中，悄悄埋下了种子。
那时节的影片，种类不多。战争片有《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南征北战》；样板戏电影有《红灯记》、《沙家浜》。这些片子，翻来覆去地放，词儿都能背下来了，可人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这些主旋律，确也影响了一代人的心性。
直到改革开放，才有爱情片、动作片看。一九八零年的《庐山恋》，成了多少人心中最纯情的记忆。还记得八二年为看《少林寺》，走上十来里路到六里山轧石厂影剧院，脚下生风，一点都不觉得累。
八三年，通元影剧院落成。气派得很，青砖红瓦，里头有千把个座位。首映那天，几乎全镇人都来了。从此，通元人结束了露天看电影的历史。
几十年弹指而过。偶尔在社区广场见到放露天电影，白布一块，观众寥寥，放的虽是彩色宽银幕大片，却再也寻不回当年那种味道了。忽然想起一首歌谣：
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
在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
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
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