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研读》

477：晋纪（十四）

王敦之乱

晋纪十四（从322年开始，到323年结束，共计2年时间。）

322年春正月，郭璞再次上书，请求借助皇孙出生这一时机，下达大赦令。司马睿听从，乙卯日宣布大赦天下，改元为永昌元年。

王敦任命郭璞为记室参军。郭璞善于占卜，知道王敦肯定作乱，已经预知其祸患，为此非常担忧。大将军掾、颍川人陈述去世，郭璞哭得非常悲痛，他说道：“嗣祖（陈述字嗣祖），你早死怎么不是福呢！”

王敦在与朝廷背离后，羁留录用当时朝中有名望的士人，安排到自己的幕府中，任命羊曼和陈国人谢鲲为长史。羊曼是羊祜哥哥的孙子。羊曼和谢鲲每天都饮酒大醉，所以王敦也不委任给他们大事。王敦想要作乱，他对谢鲲说：“刘隗为人奸邪，将要危害社稷，我想要清除君主旁侧的恶人，应当怎么做呢？”谢鲲说：“刘隗确实是祸患之始，但他却是城狐社鼠，不能轻易撼动。”王敦大怒说道：“你只是一名庸才，怎么能通达大体呢！”便安排谢鲲出外担任豫章太守，后又留下没有派遣。

这月戊辰日，王敦在武昌举兵，他给司马睿上书列举刘隗的罪状，其中说道：“刘隗是奸佞谗言之徒，恣意妄为，横行霸道，无故挑起事端，加重百姓徭役赋税，致使士民负担沉重，民间怨声四起。我身为宰辅重臣，不能坐视不理，所以才率兵征讨。如果刘隗现在伏诛，各军明日即可班师。当年商王太甲败坏法度，幸得伊尹以忠直之心匡正，才使商朝国运重兴。希望陛下深思熟虑，则天下可定，社稷永固。”

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王敦封沈充为大都督、都督东吴各路军事。王敦进军到达芜湖，又上表列举刁协的罪状。司马睿大怒，在乙亥日下诏书说：“王敦依仗国家恩宠，竞敢肆行狂妄、叛逆之事，把朕比作太甲，想把我幽禁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现在要亲自统帅六军，前去诛杀这个大叛贼。有人能杀掉王敦，封为五千户侯。”王敦的哥哥、光禄勋王含坐着小船逃到王敦处。

太子中庶子温峤对仆射周顗说：“大将军这次出兵，似乎有一定原因，应该不太过分吧？”周顗说：“这话不对。君主并非是尧、舜，怎么没有过失呢，作为人臣，怎么能举兵胁迫呢！如此举动，哪能说不是叛乱呢！王敦傲慢暴戾，目无主上，他的欲望难道会有止境吗！”

王敦在刚刚起兵时，派遣使者告诉梁州刺史甘卓，约定一起进攻，甘卓答应下来。在王敦登舟起兵后，甘卓并不赴约，派参军孙双到武昌劝谏阻止王敦。王敦大惊说道：“甘侯以前和我说如何如何起兵，现在为什么变卦了呢？他应当是考虑我会危害朝廷吧！我现在只想清除奸凶，如果大事可济，应当封甘侯为公爵。”孙双返回报告甘卓，甘卓心中狐疑不定。

有人劝说甘卓：“可以暂且假装答应王敦，等王敦到了京都再征讨他。”甘卓说：“从前陈敏叛乱，我开始时跟随，后来又图谋他，议论的人都说我是因害怕逼迫而改变了态度，我心中常为此感到羞愧。这次如果还这么做，如何才能自明其身呢！”

甘卓派人把王敦的意思告诉顺阳太守魏该，魏该说：“我之所以起兵抗拒征讨胡人贼寇，正是想忠诚于晋朝王室罢了。现在王公举兵针对天子，不是我应当参与的。”随后与王敦断绝联系。

王敦派遣参军桓罴劝说谯王司马丞，请求司马丞担任军司。司马丞叹息说：“我恐怕要死了呀！我这里地荒民寡，势孤援绝，要依靠什么渡过难关呢！但是如果能死于忠义，又有什么可求呢！”

司马丞发檄文征召长沙人虞悝封为长史，恰逢虞悝的母亲去世，司马丞前往吊祭。他说道：“我想讨伐王敦，但缺兵少粮，并且我刚刚到任，恩德和信用还未能浸润民心。先生家兄弟都是湘州的豪杰英俊之士，现在王室正遭受危难，古人在服丧期间，投身战事也在所不辞，先生对我有什么教诲呢？”虞悝说：“大王不因为我们兄弟身份卑贱而嫌弃，亲自降节光临，我们怎么不效命呢！不过鄙州现在荒凉凋弊，难于出兵讨伐。应当暂时聚众固守，把讨伐王敦的檄书传布四方，这样王敦肯定会分兵应付。等其兵力分散后再图谋进攻，大概可以取胜。”

司马丞于是囚禁桓罴，任命虞悝为长史，任命他的兄弟虞望为司马，总领、监护各路军兵，和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长沙人王循、衡阳太守、淮陵人刘翼、舂陵县令、长沙人易雄，一起起兵征讨王敦。易雄向四方传布檄书，述说王敦的罪行，于是一州中全部响应司马丞。只有湘东太守郑澹拒不听从，司马丞派虞望征讨并把其斩杀，向各地示众。郑澹是王敦的姐夫。

司马丞派遣主簿邓骞来到襄阳，他劝说甘卓：“刘大连（刘隗字大连）虽然骄横傲慢失掉众人之心，却不想危害天下。大将军王敦出于私人恩怨，举兵朝向宫阙，这正是忠臣义士竭尽中心守节之时。明公受任于方伯，奉辞伐罪，正能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大功。”甘卓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不是我所能做到的，但我志在为国效命，应当仔细考虑。”

参军李梁劝说甘卓：“当年隗嚣强横跋扈，窦融保卫河西以尊奉光武帝，最后享受其福。现在将军在天下有很高的名望，应当按兵坐以等待。如果大将军王敦取胜，应当服从大将军；如果大将军不胜，朝廷肯定会用将军接替他，怎么还用担忧不富贵呢！为什么要放弃这样的庙胜之策，把生死存亡取决于一战呢？”

邓骞对李梁说：“汉光武帝当时正处于基业开创之初，所以隗嚣、窦融可以在表面上归附朝廷，从容不迫观察局势变化。现在将军与朝廷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类比为窦融与光武帝的关系；襄阳相对于王敦掌控的太府而言，其战略地位也远不如河西稳固。一旦王敦击败刘隗，率军返回武昌，增派兵力驻守石城，切断荆州与湘州的粮草运输通道，将军又该何去何从呢？当前局势完全掌控在他人手中，却声称自己处于不战而胜的位置，这真是闻所未闻的说法。更何况作为臣子，在国家遭遇危难之际，如果选择坐视不理，不施以援手，这符合道义吗？”甘卓仍然犹豫不决。

邓骞说：“现在明公既不遵循大义采取行动，又不肯接受大将军王敦的调遣命令，肯定会引来灾祸，这事无论愚人智者，都能看到。何况反对者所诘难的，就在于敌强我弱。现在王敦的兵力不过一万多人，留守后方的更不足五千，将军您手下的部众是他的两倍之多。凭借将军的威望，率领部下精锐之师，手持朝廷诏令，擂响战鼓，以忠臣之名讨伐叛逆之贼，王含之流怎能抵挡呢？即便王敦想要溯江而上救援，也肯定鞭长莫及。将军攻取武昌，就像摧枯拉朽，何必犹豫不决呢？武昌一旦平定，拥有其军事物资，镇抚荆州和江州，以恩德招纳安抚士卒，使返回者如同回家，这正是当年吕蒙战胜关羽的办法。现在放弃必胜的策略，安然坐待危亡的降临，这不能说是明智。”

王敦担心甘卓在后方起兵，又派遣参军、丹杨人乐道融前往邀请，想让甘卓一起向东进军。乐道融虽然侍奉王敦，却愤恨其叛乱，就劝说甘卓：“主上日理万机，派谯王司马丞到湘州，并且专门信任刘隗。王氏专权时间太久了，突然遇到权力被分散，马上就说陛下失职，背恩肆逆，举兵指向宫阙。国家对待使君深厚，现在跟随王敦起兵，难道不是背负大义吗？生前沦为乱臣贼子，死后化为糊涂野鬼，终将遭受宗族和同僚永久唾弃，这难道不令人深感惋惜吗！我为使君考虑，不如假装服从他的命令，实际上迅速发兵进攻武昌，王敦部下的将士得知此事，肯定会不战自溃，这样便能成就功业。”

甘卓原本就不想追随王敦，听了乐道融所说，于是下决心说：“这正是我的本意。”于是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人，发布檄文列举王敦叛逆罪状，率领部下军兵开始征讨。派遣参军司马讚、孙双奉表送到朝廷，派罗英到广州，约请陶侃一起征讨。

戴渊在长江以西，先收到甘卓的书信，上表到朝廷，朝廷都欢呼万岁。陶侃收到甘卓的来信，随即派参军高宝领兵北上。武昌城内传言甘卓大军来到，众人都逃奔溃散。

王敦派遣自己的姨母弟弟、南蛮校尉魏乂和将军李恒，率领甲士两万人进攻长沙。长沙的城墙和护城河都不完善，物资储备缺乏，人心惶恐。有人劝说司马丞向南投靠陶侃，或者退守零陵、桂林。司马丞说：“我之所以起兵，就是志在为忠义献身，怎能贪生怕死，苟且活命，去做一名败逃的将领呢！即使守卫长沙失败，也要让百姓们知道我的心意。”于是环城固守。

不久，虞望战死，甘卓想让邓骞留下但任参军，邓骞不同意，甘卓便派参军虞冲和邓骞一起前往长沙，并写信给司马丞，劝他固守长沙，自己要派军兵从沔口出击，以截断王敦的退路，这样湘州之围便会不救自解。

司马丞回复说：“江东的朝廷中兴，处在草创时期，谁想到宠信的大臣会发动叛乱呢！我身为宗室成员，被委以重任，志在以身殉职。但到任时间很短，一切都未理出头绪，将军如果能迅速前来救援，也许还来得及。如果迟疑不前，那么就只有到枯鱼市场上找我了。”甘卓没有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