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关系是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非常看重知行关系的讨论。知，指的是明理，知道处世的道理。行，就是身体力行的行动。
知与行，孰轻孰重呢？古训历来强调知易行难，人们往往会陷入知而不行的局面。明明知道什么是好的，对的，却不能做到。比如，知道慷慨是好事，却改不掉吝啬；知道受贿非法，来了贿赂却东张西望收下了；知道垃圾食品有害健康，却改正不了饮食习惯。就像那句话说的“懂得许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正因为“知善而不能行”是道德上的弱点，所以，道德家们才会常常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一”。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知而不行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知而不行，是因为“知”来的太浅。我们早就听过许多人生道理，但未真正经历过，
就很难有深刻的体会。小学生就知道“生离死别”这种成语，读书时念得起劲，可是，直到长大成人，被深爱的恋人抛弃，父母年迈去世，恐怕才会对这个词真正有了感悟。少时的“知”和成年的“知”，不在于哪个对哪个错，而在于“知”的深度不同。所以，我们说，若想知行合一，需要深知。
第二，知而不行，有时是知而“不能行”，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这主要是意志薄弱造成的。想想看，谁不知道毒品之恶呢？可是，吸毒者毒瘾一上来，还是控制不住要去吸，吸毒者对毒品的憎恶和害怕，可能远远超过正常人，但是这个“知“却还是抵不过另一种力量，他知道怎样做才对，却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坚持下去。
由于这类成瘾是一种心理上的强制，不在个人的控制之内。就像一个人从楼上掉下来，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下落，所以，我们要从生理层面来对待这种知而不行的情况，求助于医生和药物，而不是徒劳地单靠意志。
科学发展至今，对生理、心理机制的研究，拓宽了我们的眼界。我们知道，有些行为，比如偷窃，和道德、心性关系不大，而是源自心理疾患。那么，我们该如何区分心理与心性呢？同样是偷东西，为什么说有些是品德问题，有些是心理问题呢？如果一个人偷了同事的钱去大吃大喝，这是品德问题；可如果一个不抽烟的人总在超市偷打火机，得手后走在路上就扔掉了，那就很可能是心理问题。
我们对人类的行为可以提供两种解释，一种是常情常理的解释，或称为从心性上解释，另一种是从生理心理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称为从心理上解释。这是两个层次上的解释，从常理心性上解释为上层，从心理上来解释为下层。我们首先从心性上解释人的行为，只有当各种尝试都归于无效时，才下行到心理机制的层面来寻求解释。
顾城为什么杀妻？从历史学家到普通人，人们搜寻更多的细节，联系散落在各处的线索，把不合常理的事情迂回曲折地联系于常理，去寻找答案。只有在常理心性上无法解释暴行的原因时，我们才会接受他是由于心理疾患而行凶的结论。
在知行关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可以指导操作，但要说理论指导实践，这种说法是有缺陷的。
事实上，实践并非来自理论，实践者是从传统和榜样那里获取指导的。换句话说，我们通常是从模仿别人开始自己的实践的。
比如，刚开始写诗时，我们不懂诗学，是从模仿李白或者济慈开始的。我们不是从“慷慨“这个词的意思中学会慷慨，而是从慷慨大方的人那里学到这种品格的。单靠研究民主理论，不会让我们知道怎样实现民主政治，而是通过了解国外的政治家怎样处理政治事务，那里的民众怎样处理身边的公共事务，才看到民主在不同的国家是如何体现的。
当然，回到知行关系，有的是先知后行，先知道道理，再去实践，比如体操、跳水这些身体活动。但还有很多是先行后知，进行实践并不是以懂得理论为必要前提的，是我们先去做了，再慢慢体悟其中的道理。比如伦理规范，是通过行正义之事，学会正义。通过向身边的典范学习，来培养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