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与门阀共天下，只是在东晋出现的一个皇权专制的“变态”，也只有东晋是皇权与门阀共治的门阀政治，但是士族的影响却不止于此。
官僚的正式权力来源于皇帝，皇帝通过升黜奖惩来控制官僚，但当皇权弱化的时候，其对于官僚的控制力就会明显弱化，然后形成官僚士族化、门阀化，进而法纪松弛、官位冗滥、考课涣散。
士族政治的最主要体现就是其对于选官的特权，凭借门第而世居高位，依靠九品官人法垄断了晋升之阶，官位由自皇帝出，完全变为了自门第出。由此导致的还有魏晋南北朝时士族的职业精神十分淡漠，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尸位素餐，而认为这样是合乎“自然”“无为”的。
一 门阀的选官与品位特权
秦汉吏人参加吏道，本身晋升是没有阻碍的，但是随着士人参政，其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郡国各地察举人才越来越偏重士人，单纯文法吏的仕途日益狭窄。
汉末魏晋以来，士人阶层主体逐渐变为士族，发生了“士人的士族化”，选官的对象也渐渐转向士人，官僚人员管理上，也出现了“贵贱”“文武”“士吏”的对立。
曹丕代汉前夕，创制了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设中正官，定期依照德行与才能的标准品评士人，品评形式则是“品”与“状”，状就是评语，而品就是众人熟知的九品。
察举是推荐制度，科举是考试制度，而九品中正制则是评议制度，源于汉末名士的月旦评，使王朝选官决于士林名士，“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 造成了对官僚政治的扭曲。
“德才”的评价标准，是以士人的形式进行的，以儒家礼法甚至玄学名士风尚，而非职业吏员的要求作标准。在实际的操作中，真正的标准还在于家族全是和士族门第。
中正官不是正职而是兼官，被认为是社会舆论的代表而非皇帝的代表，大都由士族名士担任，大大削弱了皇权任官的能力。西晋士族初兴，中正往往以父祖权势定子孙品第，“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东晋以下，更是直接以门第定品，士族大都二品，三品之下皆为寒人。“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天然符合了士族“平流进取”、坐享天禄的政治需求。
与中正制相配的则有“清途”制度。秦汉官制，有别职类，无分清浊。魏晋以来，一些特定的起家官被认为是“清官”，成为士族偏好的进身之阶，寒族不得染指，“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
什么官是“清官”呢，一曰“清要”，即近侍或要职；二曰“清闲”，很少或几乎没有职事；三曰“清华”，即文翰之职。
南朝最终起家官，以此反映门第高下。梁陈选官“唯论清浊”。南北朝又出现“流外”制度，中正二品为流官，属“士流，三品之下为“吏门”，北魏孝文帝设流外七品，即三之九品为流外官，视为小人之官。南朝梁武帝又创十八班制，以“班”定高下，唯中正二品及以上可入“班”。
西晋重启五等爵制，“五等封爵，皆录旧勋”，实则是一场政治大分赃。世入魏晋，流品泛滥，身份被制度化。同时也导致了文教制度贵族化。
二 官僚政治的变态
魏晋以下，官僚政治极为变态，皇权不稳，权臣屡出，常常擅其主上，甚至自开一府，自建一制，另立朝政。曹操设魏官，桓玄建“楚台”，刘裕建“宋台”，此外还有都督中外军事、中外大都督等职，把持朝纲。西晋的录尚书事本非要职，到了东晋，各大门阀为了操纵朝政，极力发挥录尚书事的作用，而且近乎“职无不总”，此后百余年，此官少有缺位哦。
魏晋以来形成了都督区制度，都督区本为军区，逐渐兼管民政。都督区自成一套班子，地方由此形成了两套班长，一套是军府僚佐，一套是州府掾属。皇权强大时，中央直接统辖地方，但当皇权衰落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就会下降，大军区经常为朝臣把持，成为对抗皇权的因素，成为个人势力的温床。魏晋以来的州渐渐发展为一级行政单位，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再加上都督区则有四级行政单位。
自魏晋以来，贵游大抵乐为京官，“竞内薄外，遂成风俗”。东晋之后，出任求财成了正途，地方官员剥削搜刮成了常态，也近于合法，甚至皇帝也亲自要取地方官的“索资”。
秦汉的官俸都是钱币谷物，魏晋以下则为力役和禄田为主要俸禄。此时的官府还通过直接控制劳动力、直接经营来保证财政。让官员直接占有人手经营职田，硬生生地将行政组织异化为生活组织，造成行政法理化下降。
魏晋以来，出现了门生故吏、部曲私兵，他们数量庞大，而且都属于私人势力。西晋还有不为东宫官则不得任尚书郎的制度，其意明显在于强化士人与太子的关系。当法制无法保证专制之时，转而乞求于个人化、私属性忠诚的灵验，不得不说是官僚组织的扭曲。
三 魏晋玄风
何谓玄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谓之深者也”，魏晋时期，学术交流多以清谈为形式，而清谈的内容又以三玄为主，故而称作魏晋玄学。
魏晋是人性觉醒，哲学再解放的时期，而魏晋玄学，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对于理性的再发现，在这个时期内，我国的哲学思想才真正走向了“人的主题”与“文的自觉”。董仲舒将儒学神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使儒学变成了强化等级观念和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工具，并依托经学体系建立了天人感应神学理论，形成了经学大一统的体系，奠定了儒学独尊的地位。
儒家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学，天人感应神学帮助政治的巩固，但它的生存又依赖于政治，它是建立在安康平顺的大一统社会基础上的学说，而以东汉和帝为分水岭，中国社会进入了宇宙期，灾难频仍，皇帝久祀无功，天人感应神学难以自圆其说，上层统治者对它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又适逢佛教传入，道教产生，统治者便转向佛道寻求新的精神庇护。灾害的同时又加以政治昏暗，叛乱四起，社会动荡，分裂割据层出不绝，自经汉末战乱，人口十不存七，可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在死亡的重压下，经学大一统体系彻底崩溃，为魏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经学大一统体系崩溃，儒经被践踏，经学家们需要寻求对儒学的重新解释，于是便引道入儒，试图以道解儒。天人感应神学太过于强调群体，而忽视了个体的存在，人性被压抑，在它崩溃之后人性获得了解放，思想家们开始了自我的觉醒。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长期的战乱，高压的政治，以及自东汉中后期至三国时代，持续了近一百五十年的大瘟疫，人们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他们不再埋头于连篇累牍的经卷中，不再以家国天下为毕生追求，而是抬起头来，看向了人间，看向了这清虚玄远之学。
所谓“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其实真正算来，魏晋玄学的发展从东汉便开始了。王充提出天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学说，反对天人感应神学，引起了对天人感应神学的批判思潮，为魏晋玄学的产生作了理论的准备。扬雄草著《太玄经》，融合了《易经》、《老子》的思想，首开以玄释经的风气。
董卓之乱，大批知识分子涌入荆州地带，时任荆州牧的刘表“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宋忠精于《太玄经》，在荆州传播了这种风气。曹操攻克荆州后，大批名士随军归北，又将此风带到了北方黄河流域。
汉朝以察举制选拔人才，重德行风评，士人越来越看重交游的形式，希冀在由声名卓著的名士主持的交会场合获得好的风评名声，此类的交游、交会往往看重形式化的言谈举止，大多是相互标榜，颇有浮华之气，因此常常被斥为“浮华交会”。随着东汉末期社会危机的加剧，“浮华交会”渐渐演变为臧否人物、抨击时政的重要舞台。魏明帝太和年间，作为魏晋玄学的开创人物，夏侯太初举行“浮华交会”，聚拢了大批心向玄学的青年士人，这可以被视作“魏晋玄学思潮即将到来的前兆，正始之音的序曲”。
曹丕时施行的九品中正制，只发挥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效果，就发生了变质，官员的升迁为世家大族所垄断，而这些世家大族皆以学术传家，在这个玄风盛行的时代，人才的品评皆以言论之高下而定，玄学成为官方正统学说。
作为儒家的新形态，魏晋玄学正式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为代表的正始玄学，提出“贵无论”，试图以道解儒，提倡道本儒末，高呼崇本息末，将玄学的探讨推进到了本体论的范围内，主张名教出于自然，史称“正始之音”。
第二个阶段是以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他们将此前的"贵无论"推向了极致，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公开否定儒家礼制，宣扬"非汤武而薄周武"。
第三个阶段是以裴頠、郭象为代表的元康玄学，他们对骄奢淫逸﹑放荡无耻的时风进行批判，不满轻视事功的放达风气，力图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提出"独化"和"崇有"，推崇名教，试图儒道合一，创建了内圣外王理论体系。
最后则是以张湛为代表的江左玄学，由于南迁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导致思想上进一步空虚，其主要内容为“超生死、得解脱”，主张采取"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人生观，将玄学引入了绝境。魏晋是中国古代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影响深远而持久。南北朝时，玄学与佛教的般若学结合，最后逐渐被佛学所取代，至此走向落寞。
从历史的眼光看来，魏晋南北朝无疑是一个黑暗而又混乱的时代，但在思想上，这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魏晋士人经历了自我的觉醒，发生了思想上的大解放，打破了名教礼制对于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使得人们脱离了经学的桎梏，进入了深邃的，放达的，“人的主题”与“文的自觉”的时代。魏晋玄学的思辨性，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着后世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