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第十四》43：三年不言，根深祗固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子张说：“《尚书》上说：‘殷高宗守丧，三年不谈政事。’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只是殷高宗，古人都是这样。国君死了，所有官员都各司其职，听从冢宰的命令长达三年。”
孔子的三千弟子中，读书读的最有深度的应该就是这位子张了，能在别人不疑处生疑，而且能逮着机会就发问。
对于《尚书》这一类的经典，读书人向来是奉若神明的，很少有人像子张一样生疑。这一类的经典中，即便有让人生疑的地方，也可以大而化之的解释成“礼”所当然。毕竟，这一类的经典书，都是经过孔子重新编纂的。“礼”与“仁”是孔子存书的两个核心原则。之于这些“礼”所当然，“仁”至义尽是不是真的理所当然，仁者见仁，那就不得而知了。
子张在《尚书》中读到“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时，大致有两个疑问，一是殷高宗作为君王，守丧三年不谈政事，国家是如何正常运转，且繁荣而有秩序的？二是既然三年守丧由来已久，人人遵守，为什么单单在殷高宗这儿，有了浓墨重彩的记录？
一、冢宰的作用
冢宰，是官名，即太宰。殷商时候设置的官名，位次三公，为六卿之首。一开始，太宰是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的官，相当于家族中大管家，等到家族长官天下时，太宰成了家、国联通的关键。
周朝初期，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少，周公曾以冢宰之职摄政。可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官儿，一般由王室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担任。
子张的第一个疑问是“三年不言”怎么得了，是啊，殷高宗作为君王，守丧三年不谈政事，国家的运行岂不要停摆了？这种情况下，国家是如何正常运转，还趋向于繁荣与秩序的？
《礼记·檀弓下》中，写得更明白些。
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欢。’有诸？”仲尼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
《礼记·檀弓下》中，有子张问的类似记载，当时子张问的是——“《尚书》上说：‘殷高宗武丁为父专心守丧，三年没有发布政令，等他服丧期满才谈论政事，人们都感到非常高兴。’确有此事吗？”
孔子给予的答复也很直接。“怎么会没有此事呢！古时候天子驾崩，王世子就把国事交付太宰治理三年，所以可以没有一句话涉及国事。”
在这里，孔子强调的是冢宰的作用，意思是只要发挥得当，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离开谁，地球都照转。
二、君王的英明
子张的第二个疑问，客观来讲是伴随着孔子的解释而产生的。孔子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意思是说，不仅仅是殷高宗武丁服丧守孝三年，古人都是这样的。三年之数，多数情况下都是虚指，表示多。三人成众、三人成虎都不是具体的数。还有一种说法，说人从呱呱坠地起，三年才可以脱离父母的怀抱，慢慢有了独立的倾向。因此，父母亡故，也应当服丧守孝三年，以与父母养育三年形成呼应。
总而言之，子张的疑问不在三年上，既然三年是理所应当，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做了理所应当的事儿，唯独高宗在《尚书》中留下了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统治国家，说到底是一个管理问题。面对管理问题，人们首先考虑的管理方法、管理工具的问题。认真想一想，这个世界上可能不可能存在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管理方法和工具？有没有哪一种管理方法或工具适用于一切管理情境？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孔子是个高明的管理理论家，或者说中国人老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将管理的重点从对于管理方法和工具的寻找回归到对人的关注上。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的帝王或者君主真正的核心任务不是统治，不是管理的具体动作和细节，甚至不是制定制度和法令，而是挑选合适的人，是对人才的遴选、发现和合理驾驭与适用。他不但需要发现有良好品格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且要通过他们担负起培养全民族良好品格的任务。中国历史上一切昌明之治，无不是这样的逻辑。
殷高宗“三年不言”还能在《尚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人家“三年不言”，还能做到三年期满“言乃欢”，关键在他较好的完成了自己的核心任务——发现人才，使用人才。
这一点，恰是孔子所认同、认可的。周王朝的周公摄政，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只不过武王已死，不能复生，成王尚幼，打着小鼓而已。所以，最恰到好处的，还得要数殷高宗。这也是人家被载入“史册”的缘由。
君王的英明，全在于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后面，孔子讲的很明白“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老板干的事儿符合规律与天道，人们自然会追随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