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脚下
——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
说我的家在山沟沟里是非常确切的。在我们洛宁县城的西南有这么一个小山村，它坐落在熊耳山北麓，名字叫东山底。开门见山是真的，从我们家出门向南只要大约两公里的路程便能到大山脚下。抬头就是连绵起伏的熊耳山，一山更比一山高，一眼望不到头的群山。大山的阻隔带来了偏僻和闭塞。同时，也带来了它无私的馈赠。
父亲的一生围绕着大山徐徐展开，他拼尽所有，一生都在努力走出大山，或许他最终未能走出大山。但在这跋涉的过程中，他已成为高山！
这片土地就是我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更是我小时候拼命想要逃离，长大后却又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孩童时代
父亲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出生时上边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后来几年家里又迎来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最终兄妹七人，和爷爷奶奶组成了九口之家。
爷爷家在一个窄长的四合院里，南边的三间房子是一户人家，东西各有一座长长的厢房，有六七间。东边厢房中段有三间是爷爷的弟弟一家，两个大人加六个孩子，是个七口之家。听说那个爷爷家，当年家里条件更差，娃们也没口吃的。为了孩子活命，无奈之下送走一个男孩，给邻村的一个亲戚家养活。
一侧是我们家的牛棚，另一侧是对面伯伯家的伙房。西边厢房有三间，也是他们家的，祖孙共七口。另外三间是另一户人家的，也有六、七口人。爷爷家就在北边的三间土瓦房里。这个窄长的四合院里，容纳了五户人，三代人共40余口人家。家里兄妹多当时在农村也常见，但像爷爷家这么多的，也是稀罕。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父亲小的时候，经常是我的两个姑姑带的。父亲穿着姑姑们缝制的小棉衣在四合院里爬着玩。当时的孩子大多比较乖、很少大哭大闹、更不会到处去疯跑，当然这情形主要归功于粮食稀缺、不只是大人饿肚子，孩子们也吃不饱。孩子乖得出奇，静静地在门墩上坐着，等待大人回来给口吃的。特别是冬天，吃的更加欠缺。
晚上的大雪来的很突然，让奶奶束手无策。她只好到外边去借些东西给孩子们吃。出门一大圈，只带了一点点软柿子回来，就这也是难得。鸡蛋大小的暗红色柿子，干瘪着了无生机。姑姑睁大眼睛望着奶奶手中的柿子，咽下嘴中的口水。她接住柿子，小心翼翼地撕掉厚厚的、坚韧的柿子皮，趁奶奶不注意，拿一片悄悄地塞进嘴里，偷偷嚼起来。旁边的父亲，看见姐姐嘴动弹，拼命凑到她跟前，用小手抓着姑姑胳膊，咿咿呀呀的叫起来，嘴角的口水早已流到了下巴。掀掉皮的柿子，露出了红色的软软的果肉。姑姑取了一个陶瓷小碗，将糊状的果肉挤到碗里。好几个柿子挤完，才弄了小半碗果肉，姑姑用筷子把碗里的果肉快速搅拌，让它更均匀、更细腻。仔细观察才发现姑姑手里的小碗瓷面粗糙，灰色的碗体黯淡无光。接着，姑姑把碗拿到屋外懒洋洋的阳光下，晒起来。父亲被按着坐在门墩上，姑姑陪着他一起坐下来。静静的等着，姐弟两人的眼睛都紧紧盯着太阳下的那只盛着柿子糊的小瓷碗，仿佛守财奴紧盯着自己的宝贝一般。最后姑姑浅浅地尝了一口，确定碗里的柿子糊不再冰凉后，才放心地喂给了父亲。
爷爷、奶奶更不敢有丝毫松懈，每天都要到生产队的田地里去干活，挣公分。收庄稼后，生产队把粮食都集中在一起，过秤计数后，队里的社员都排队过来，按公分领取自己家的粮食。那少有的粮食，显然吃不到下一个收获的季度。当时农村土地的收成都很低，一方面是因为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公社的人们干活好、干活差一个样，所以当时干活偷懒、摸鱼的人很多。当然，更重要的时，当时生产落后，缺少化肥、机械等生产物资。
年景好时，分下来的小麦，掺杂一些黑豆、玉米等粮食，在石碾子上碾碎，混合在一起，弄成黑色的粗面。就这黑面，家家户户也稀罕，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姑姑回忆到：再早几年，家里还吃过玉米芯馒头、麦秸馒头。人们想办法把剥去玉米粒的玉米芯、麦秸粉碎，掺和到黑面里，蒸成馒头。掰一口，放进嘴里，嚼起来硬硬的，没什么黑面的香味，粗糙的东西在嘴里翻来翻去，刺的喉咙难以下咽。
队里刚分下来的粮食，奶奶会碾一些黑面。盛一碗，放进蒸笼里，蒸熟再放凉后，收藏起来。还是孩子的父亲，饿的时候。奶奶取出藏起来的熟黑面，用盛饭的铁勺挖出一点，加点水搅拌均匀。放在取暖用的柴火炉子上，边烧边搅拌，待勺子里的面糊慢慢变稠后，停下来。等着黑浆糊一样的面糊不烫嘴后，一勺勺的给父亲吃。那粗糙的熟黑面，就是父亲小时候常吃的“奶粉”。当时，也只有家里的小孩能常常吃上这黑浆糊。
作为生产队长的爷爷，也没有特权给家里任何特殊照顾。相反，因为队长的职位，常常遭人嫉妒，并给爷爷带来麻烦。但最终因为爷爷秉公办事，性格和善，不善言谈，遇到冲突懂得退让。直到我记事时，爷爷虽退去队长多年，依然能得到乡亲们的称赞和爱戴。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父亲的性格，也随了爷爷。
后来父亲在在村里上小学，放学后也要到田地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种豆子、种玉米、牵牛耕地等，也要挣公分贴补家用。因为生活困难，几个姑姑也就早早辍学在家，纺花织布、洗衣做饭，一大家子的衣服、鞋，都是几个姑姑和奶奶一针一线缝制的。
姑姑在家里做饭，通常是灶台上的一大锅水烧开了，却没有米面往锅里下。姑姑冲爷爷喊道：爹，瓦翁里没有黑面了。作为生产队队长的爷爷说：你把瓦翁放倒，再扫一扫嘛。姑姑犯了难，没有面了，扫一扫瓦瓮壁能有多少呀。爷爷不舍地从粮食布袋里抓了两把玉米粒，小心翼翼地递给姑姑：去弄点面吧。
姑姑端着木盆，拿着玉米，朝门口的石碾子跑去。把玉米粒散开在碾盘上，不到一半的面积，就这样推起了碾子。边推边扫，几圈下来，玉米粒一变二、二变四碎了下来。姑姑又推了一会，瘦小的她累的气喘吁吁，玉米粒渐渐变成细小的玉米椮，最下边是一层黄里透白的玉米面。姑姑拿着铲子，挥着小扫把，快速地把玉米椮收进盆里。又在碾盘上仔细地扫了一遍，接着清扫了碾轱辘，还使劲推了半圈，生怕有什么遗漏。最后把夹碾轱辘的磨得光滑的木头杆也打扫了，这一阵打扫，积攒了一小撮玉米面，姑姑很有成就感地把它收进了盆中。
伙房里，那灶台下的火基本熄灭。姑姑放下木盆，蹲下身往火塘里塞进一把叶子，拉着风箱让火又燃了起来。烧了一会，锅里的水，再次翻滚。姑姑把盆里的和着面的玉米椮倒进锅中，又使劲拍拍盆底，用勺子在锅里翻搅着。那两把玉米椮放进这大半锅的水中，如石沉大海，不见了踪影。姑姑拿起竹漏勺，沿着边把锅里的玉米皮涝出来，倒进桶里，留着喂牛。烧汤的期间，姑姑切了一些烂红薯，还从家里的大菜缸中捞出两把酸黄菜(腌制的酸萝卜缨)，一起倒进锅里，煮了起来。最后加入盐，这饭就算好了。盛到碗里，是能照见人影的稀汤，几块红薯，几片菜叶，大半碗菜汤下肚，才能看到碗底那一口玉米椮。一顿饭吃完，人几乎是被汤水撑饱的。
长期缺乏食物，带来营养不良，患浮肿病、大肚子病的孩子，在村子里随处可见。村边的小河沟里，总有饿死或者病死的婴儿、孩子，烂褥子、破床单包裹着小小的躯体，刺鼻的恶臭引来了苍蝇、腐蛆和野狗。姑姑抽泣着说，当时感觉自己都活不下来，太苦了。
临近冬天时，爷爷会在山上砍柴烧炭。放寒假后，父亲要上山去帮爷爷一起烧炭。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现在大多已忘记。
烧炭也是在很远的后山，先要爬到山坡上检查附近林木的情况，连续几个山坡跑下来，详细对比后再确定炭窑的位置，同时还要考虑附近是否有合适的石坎，以便搭茅草屋居住下来。冬天爷爷通常要在山上住上几个月，来砍柴、烧炭。
先在山上砍很多粗壮的木头杆，笔直没有分叉的最好。接着把木杆一点点转运到山沟里的炭窑旁，花上几天功夫才能积攒一堆。最后整整齐齐地摆放进半人高的炭窑，炭窑有四五米深，窑壁乌黑发亮。爷爷和另一个大伯搭班合作，半天能装满炭窑。点燃引火，渐渐让炭窑中的木头燃烧起来，再用湿的泥巴将炭窑口密封起来，留下一个小小的进风口，浓浓的白烟沿着烟囱，继续向上升腾。木材在窑洞中缓缓燃烧着、炭化着，需要一天左右，烟囱口没有了烟雾，说明木炭已基本烧透。这时爷爷裹上破烂的棉袄、裤子，打开炭窑的门，热浪从窑中喷涌而出，瞬时催红了爷爷的脸。忍受着火辣的炙烤，他迅速用铁钩把炭窑中红的发亮的木材一根根勾出来，摆放到旁边提前挖好的冷却坑里。一会功夫，人已是满头大汗，不时用袖子擦着灭了眼睛的汗水。父亲拿着铁锨在一层火红的木材上面，均匀地撒了一层炭灰。就这样一层火红的炭，一层炭灰。连续堆放好多层，让木材渐渐熄灭、冷却。炭窑里燃烧的木材都扒出来后，趁着热窑炉，就开始装下一批木材了。
再有一天的时间，木炭已经完全冷却、制好。从土坑中挖出一根根泛着明光、沉甸甸的木炭。在木材变成木炭的过程中，显然是变细了一大圈。同时，木炭相互碰击时，那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望着烧制完美的木炭，父亲起劲地挖着，不知何时那黑色的炭灰已蹭到了他脸上、额头、还有下巴，双手更是黢黑一片。
接着还要把木炭通过遥远的山路一点点挑回家，爷爷用扁担挑着两个竹篓，竹篓里面放着半截的短木炭，竹篓上担着整根的长木炭。木炭的质地更加坚硬，也比木柴重不少，一担子要有七八十斤的样子。父亲在上山照看窑炉继续烧着木炭。爷爷扁担两头富有节奏地上下晃着，发出了“吱吱”的声响，一步一步朝山下走去。在回家的最后一道山岭上，爷爷碰见了前来接他的二姑，欣慰地放下担子，姑姑取出一些半截的木炭，放到自己的竹篓里。有了姑姑的分担，爷爷的担子轻了不少，回家的路更加轻快了。
木炭还要从家挑到集市上，进行售卖。山脚下的集市上，卖木炭的人也有很多。长木炭价格高些，半截的会便宜一点。一天下来，背来的木炭有时也卖不完。集市结束时，爷爷会把剩余的木炭便宜点处理给路边卖饭的店家。有时也会把剩余的小零碎木炭带回去，供烤火做饭使用。冬天还会不会更冷了？卖炭的人会一直这么多吗？价格会如何？对爷爷来说，这一切都还未知。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当时的白居易是否能想到？时隔千年，这样的故事仍然在我们这个小山村延续着，仍然在我们家上演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