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杭州后，已经是过年前夕了。我不敢回县城，更不敢去村里。身上也没有什么钱，我打电话给村里的发小让他给我开几天房间。发小是省里某个厅的副处长，他直接在他单位的接待宾馆给我定了个房间。吃饭买烟可以挂房间号的。
其实我那个当大官的发小给过我机会，11年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去过他家 在他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坐了几个小时，我把我担保欠高利贷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他那时就直接对我说，把快递公司卖掉，能还多少就还多少。把不赚钱的工厂结束掉。然后在村里好好的当书记，书记的工资是不高。但是他可以利用他的资源让我春天卖些茶叶，秋天卖些山核桃到电厂。一年二、三十万的生活费肯定赚的到的。另外再安排我和他哥一起开个公司，做点他能影响范围内的生意。那时我也不知道我咋想的，就是没有去走这么好的一条路。因为总是害怕那些放高利贷的会打人，一直还在挪东墙补西墙，结果窟窿却越补越大。到了12年跑路为止。 我孤零零的在那个宾馆的房间过了年，年三十下午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说明后天就回来看她。到了初二那天，我开车去了村里。那年小哥的新房造好。妈妈坐在沙发上围着火炉，头发几乎已经全白，背也驼了好多，不过精神还好，见我回去了不停的问我去了哪里？说她还有点钱一定要拿给我。
我拉着妈妈枯瘦的手让她不用担心，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心却痛的要死。
我在小哥家里待了三个小时就走了，我知道这一走可能就是年把看不到妈妈了，因为我一定是要去外地打拼的，不可能留在村里或县城。可是怎么的都想不到，这一走就会是天人永隔，永远的见不到妈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