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宋——元嘉之治(037)
话说公元438年,中国正处在南北朝对峙的时期。南边是刘宋王朝,年号元嘉,皇帝是宋文帝刘义隆;北边是北魏,皇帝是太武帝拓跋焘。这一年啊,两边都没闲着,各种大事小事一桩接一桩。
先看春天二月,北魏朝廷搞了个人事任命。吐谷浑王慕利延被任命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还封了镇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加了个陇西王的头衔。吐谷浑是当时西北的一个游牧民族政权,处在北魏和南朝之间,地位很微妙。北魏给慕利延这么一大堆头衔,明显是要拉拢他,让他帮着看守西边边境。这说明北魏的西部边防政策挺灵活,不是一味打打杀杀,也知道用怀柔手段。
才过了一个月,到三月癸未,北魏朝廷又出了个重磅政策:下令所有50岁以下的和尚一律还俗!这命令来得突然,但其实是有深意的。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原本信奉萨满教,后来逐渐接受佛教。但太武帝拓跋焘这时候开始偏向道教了,特别信任道士寇谦之。而且朝廷可能也是出于实际考虑:年轻和尚多了,种地打仗的人就少了啊。这道命令一出台,不知道多少和尚不得不脱下袈裟,重新做回普通人。佛教在北魏的发展这下可受了不小打击。
这时候东北方向也出了件大事。要说清楚这事,得往前倒一倒。原来北燕最后一个国王冯弘,在公元436年北燕被北魏灭亡后,带着残部逃到了高丽。高丽王高琏一开始还挺客气,派使者慰劳说:“龙城王冯君,来到野外驻扎,人马都辛苦了吧?”这话听起来客气,实则带着点儿讽刺意味——你一个亡国之君,现在落魄到这份上了。冯弘又惭愧又生气,还端着国王架子下诏责备高琏。
高丽王把冯弘安置在平郭,不久又把他迁到北丰。冯弘这人也是,都亡国了还摆谱,在高丽境内仍然自称燕王,行政法令、赏罚制度全都照搬原来那套。高丽王当然不乐意了:你在我地盘上还这么嚣张?于是先把冯弘的侍从给撤了,又把他的太子抓去当人质。
冯弘这下郁闷了,悄悄派使者到建康,向宋文帝求救,请求接他去南方。宋文帝倒是答应了,派使者王白驹带着七千多人去高丽接人。高丽王可不想冯弘去南朝,万一他在南朝组织流亡政府,将来找高丽麻烦怎么办?于是派将领孙漱、高仇到北丰,把冯弘和他的十多个子孙全给杀了。事后还假惺惺地给冯弘上了个谥号叫“昭成皇帝”。
王白驹带着七千多人正在路上,听说冯弘被杀,火冒三丈,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攻打孙漱和高仇,把高仇杀了,活捉了孙漱。高丽王反过来指责王白驹擅自动武,派人把他抓起来送回南朝。宋文帝考虑到高丽路远难制,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僵,只好先把王白驹关进监狱,后来又悄悄把他放了。这事儿挺憋屈的,但国与国之间就是这样,不得不顾及关系。
夏天四月,刘宋朝廷办了桩喜事:黄门侍郎殷淳的女儿被选为太子刘劭的妃子。这可是未来的皇后啊,殷家一下子成了皇亲国戚。太子娶妃不光是家事,更是政治联姻,能巩固太子地位,也能拉拢一方势力。
五月,北魏宣布大赦天下。古代大赦一般都是有特殊原因的,要么是新皇登基,要么是打了胜仗,要么是天现祥瑞。不过这次史书没写明原因,可能是北魏国内有什么喜庆事,或者就是想安抚民心。
同月,北魏太武帝离开首都平城,去了五原(今内蒙古包头)。七月,他从五原北伐柔然。柔然是北方游牧民族,经常骚扰北魏边境,是北魏的心头大患。这次北伐兵分三路:乐平王拓跋丕率领15员大将走东路,永昌王拓跋健率领15员大将走西路,太武帝自己亲率中路大军。
中路大军到浚稽山后又分成两路:陈留王拓跋崇向涿邪山进军,太武帝自己向天山方向进军,一直打到白阜。但这次出征运气不好,没找到柔然主力部队。偏偏漠北又遇上大旱,没水没草,人马死了不少,只好无功而返。打仗就是这样,不是每次出征都能凯旋,天时地利都很重要。十一月,还发生了日食,在古代这可不是好兆头,可能意味着出兵不利。直到十二月,太武帝才回到平城。
说完北边再说南边。刘宋这边有个大学者叫雷次宗,学问好得很,一直在庐山隐居。朝廷以前就想请他出来做官,征他为散骑侍郎,但他不肯出山。到了438年,宋文帝又下令征召这位处士,这次雷次宗来了建康。宋文帝特意在鸡笼山给他建了个馆舍,让他聚徒讲学。
宋文帝这人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他让丹阳尹何尚之负责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负责史学,司徒参军谢元(谢灵运的堂弟)负责文学,加上雷次宗的儒学,并称为“四学”。这种分科教学的模式,在当时可是很先进的教育理念。
宋文帝还经常亲自去雷次宗的学馆听课,让雷次宗穿着儒巾缁衣为他讲学,赏赐特别丰厚。后来又要给雷次宗封给事中的官职,雷次宗还是推辞不受。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庐山隐居去了。这人真是淡泊名利,就爱做学问。
不过宋文帝治理国家确实有一套。他性格仁厚恭俭,勤于政事,守法而不严苛,宽容而不放纵。百官都能长期任职,地方官以六年为一任期,官吏不会随便被免职,老百姓也觉得有个依靠。他在位的三十年间,刘宋境内太平无事,人口增加,赋役负担合理,百姓早出晚归,自得其乐。民间读书讲学蔚然成风,士人注重操守,乡里以轻薄为耻。江东的风俗,在这个时期最为美好。后来的人谈论政治,都称赞“元嘉之治”。这段盛世景象,确实令人向往。
时间进入公元439年。正月庚寅,司徒刘义康进位大将军,仍兼司徒;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进位司空。这两个都是宋文帝的弟弟,位高权重。特别是刘义康,当时权倾朝野,但后来也因此惹祸上身,这是后话了。
同月,北魏太武帝又去了定州。他真是闲不住,老是到处巡视,这也是鲜卑游牧民族的传统。
再说回刘宋。当初宋武帝刘裕临终前有遗诏,让儿子们轮流镇守荆州这个重镇。临川王刘义庆已经在荆州呆了八年,该换人了。按顺序应该轮到南谯王刘义宣,但宋文帝觉得刘义宣才能平庸,不想用他。二月己亥,改派衡阳王刘义季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刘义季有一次春天出去打猎,看见一个老农披着草衣在耕地。随从斥责老农不让路,老农却说:“沉迷游猎,是古人都忌讳的事。现在春天气候温和,正是播种时节,一天不耕种,百姓就误了农时。怎么能为了打猎的乐趣而驱赶老农呢!”刘义季立马勒住马说:“这是贤人啊!”命人赐给他食物。老农推辞说:“大王只要不侵占农时,全国的百姓就都能吃饱饭了,我哪里敢独自接受大王的赏赐呢!”刘义季问他的姓名,老农不告而退。这个小故事很能说明元嘉年间的社会风气,连普通农民都这么有见识敢说话,王爷也能虚心纳谏,真是难得的清明时期。
从公元438年到439年,这两年看起来平平无奇,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细细分析,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南北两边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北魏四处扩张,武力强盛但文化上还在摸索;刘宋内部稳定,文化繁荣,一片盛世景象。不过盛极必衰,刘宋的盛世下面已经埋下了一些隐患,比如权臣专权、皇子争位等等,这些将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显现出来。
历史就是这样,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咱们看历史,不能光看表面事件,还得思考背后的因果关系,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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