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与人闲聊，一位长者说起了他的陈年往事：
他年轻的时候，有段时间对古董收藏极感兴趣，于是结交了不少这方面的高人，其中有文物所的考古专家，也有曾从事盗墓的民间高人（大概就是书里电影里说的“摸金校尉”）。“那些挖墓的，只要领着他在山上转一圈，他就知道哪里有墓地，有多大墓地，是不是藏着有价值的宝贝儿，一清二楚。而那些考古专家，在山里转了好几天，都说不出什么名堂来。”所以，他总结到，“还是行家比专家厉害。”
这话得一分为二地看。
考古专家是运用考古学知识进行研究的专业人员，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文物，是等别人发现墓葬之后再进行考古，将文物保护起来。因为不会去主动寻找古墓，自然不精通那些寻墓的诀窍。
而盗墓者的目的很简单，幻想一夜暴富，所以一辈子都在琢磨盗墓手艺。有的盗墓者为了盗一座墓，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研究不出来，就留给后代继续研究，直到能盗为止。那他们可以通过山脉的走向来判断古墓的位置，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让我联想到教育行业的一些事儿，尽管这两者毫无关联。
无疑，经验丰富的教师，身边的名师，是大家心目中的行家；大学里的那些专业理论研究者，是专家。
专家往往是瞧不上一线教师的。曾领略过几位专家的讲话，几乎对一线教师的课堂是全盘否定。用一些高深莫测的专业理论，和一串又一串不知道哪里人氏的名字，说得那些刚刚还在上着课、听着课的老师们一愣一愣的。心里隐隐觉得他说得不对，却又不知从哪里开始反驳。于是，笔在纸上飞快地记着，心里却越来越茫然了。
在一线教师的心里，行家才是比较亲近的。他们可以直接告诉教师们，这个字、这个公式、这个定律如何教，孩子能一下子就牢牢地掌握；那句话、那篇文章、那个板块如何提问、如何解读，能让孩子深刻地领会、熟练地运用，诸如此类，能直接解决教学实践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而对专家们的这种理念那种学说，没有太大的兴趣，“接受”自然也就停留在当面聆听的那一瞬间。
作为教育教学实践者，一线教师尤其是从课堂中成长的骨干教师、教学名师，其头脑并非“教育理论的空白”，他们多年的经验和探究，已经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教学理念。
作为专业理论研究者，大学里的教授往往离真实的课堂很遥远。或者，能隔三差五地来到学校，听到一两节为了迎接他而专门精心打磨过的研讨课；或者，看过一些名师的教学实录，听过一些同行的相互介绍，便认为这就是课堂的模样，却不了解真实的课堂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两者研究的领域、研究的方式截然不同。两者之间，只有进行“对话”，加强沟通与合作，才是打破这种互不理解的局面。
曾记得看到过一份资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华东师大陈桂生教授和他的同事，就分别同上海打虎山路第一小学和无锡市扬名中心小学的一批教师，建立起“教育研究自愿者组合”，共同进行课题研究。经过几年努力，他们合作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构建了“研究共同体”机制。
在“研究共同体”中，专业理论研究者对一线教师的引导，完全建立在尊重教师的现有经验、见识和才智基础上，而不是生硬地从教师不熟悉的理论假设出发。陈桂生教授特别“强调理论工作者若要做实践者的‘先生’，先得做实践者的‘学生’”。同时，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专业理论研究者不断地“从生动的教育实践中汲取教育的诗情”，从一线教师的鲜活经验中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另一方面，教师充分这一契机，主动请教，反复研讨，不断拓展理论视野，提高研究能力，逐渐减少对专业研究人员的依赖。
我们的教育教学，需要专家，也需要行家，我们更需要有能与专家行家共成长、同进步的“研究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