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孩子放学时站在校门口，忽然被一阵尖锐的刹车声刺得耳朵疼。黄色的校车正往路边靠，轮胎蹭着地面发出指甲刮玻璃似的响，一群背着荧光绿书包的小家伙涌下来，像刚破壳的小鸡仔。我盯着他们校服上印的二维码发呆，忽然想起二十年前，我们是踩着预备铃往教室里冲的。
那时候校门口的声浪，是混杂着油炸味的。巷口的刘婶支着铁皮炉子炸串，鸡皮串在铁丝网上烤得滋滋冒油，滴在炭火里的油星子能溅起半寸高。她总戴着顶洗得发白的蓝布帽，左手挥着蒲扇扇烟，右手麻利地翻串：“丫头，今天要辣不？”我攥着皱巴巴的五毛钱，看着她往炸好的土豆片上抹红彤彤的辣酱，辣油顺着木签往下滴，滴在水泥地上洇出深色的印子。
刘婶的摊子旁边，是老周的修笔摊。一张掉漆的木桌支在法国梧桐下，摆着十几排钢笔，笔帽朝上插在泡沫板里，像一片塑料森林。老周总弓着背，眼镜滑到鼻尖上，用镊子夹着笔尖往笔杆里塞。“你这英雄牌得用三号尖，写字才顺溜。”他说话时下巴点来点去，眼镜片上沾着钢笔水的蓝点子。有次我把钢笔摔弯了笔尖，他用小锤子敲了半节课，收了我两毛钱，说“够买块橡皮了”。
最吵的是放学那会儿。自行车铃声能把人耳朵震聋，“叮铃铃”混着“让让让”，穿蓝布衫的奶奶们举着布袋子挤在人群里，专等自家孙子冲出来。卖冰棒的推着自行车穿梭，车后座的保温箱盖一掀开，白气“腾”地冒出来，裹着橘子味的甜香。“冰棒——绿豆的——”他的吆喝声拖着长调，能从巷头传到巷尾。
有年夏天暴雨，校门口积了半尺深的水。刘婶的炉子被淹了，她蹲在水里捞木炭，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掉。老周把木桌搬到台阶上，照样修他的笔，只是时不时抬头看天，嘴里念叨“这雨再下，孩子们的作业本该泡汤了”。那天我没带伞，抱着书包往家跑，听见身后有人喊“丫头”，回头看见刘婶举着块塑料布追上来，布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辣椒油。
后来校门扩建，路边的摊子都被清走了。刘婶去了菜市场，老周回了乡下。再后来，校门口开起了连锁文具店，玻璃柜台里摆着自动铅笔和卡通橡皮，扫码支付的提示音“嘀嘀”响，比当年的冰棒吆喝声还吵。
前阵子去老城区办事，路过以前的学校。新修的铁闸门紧闭着，门口停满了接送孩子的小汽车，车牌号一个比一个新。忽然听见“哗啦”一声，是隔壁杂货店的老板在卸矿泉水，塑料瓶碰撞的脆响，倒有几分像当年老周摆钢笔的动静。
我站在路边看了会儿，有个背着奥特曼书包的小男孩跑出来，举着根烤肠往妈妈身边凑。烤肠机“嗡嗡”转着，香味飘过来，却没有刘婶那摊子上的烟火气。孩子妈妈低头看手机，说“快点，奥数课要迟到了”，拉着他就往车里钻。
风卷着落叶扫过路面，我忽然想起老周修笔时的样子。他总说钢笔尖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写出的字就漂亮”。那时候我们的作业本上，红钢笔字的批语旁边，常画着小小的五角星，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比现在的键盘敲击声温柔多了。
回家路上，手机响了，是孩子班主任发来的作业提醒。我盯着屏幕上的宋体字，忽然很想听听老周修笔的声音，想闻闻刘婶炸串的油烟味，想再被自行车铃声吵得捂耳朵。那些混着油盐气的声浪，像浸了水的棉花，沉甸甸地压在记忆里，捂久了，竟生出些暖烘烘的痒。
或许再过些年，孩子们会怀念现在的扫码声和汽车喇叭声。就像我现在，总想起那个泡在雨里的夏天，刘婶举着塑料布追我的时候，她的蓝布帽檐上，还挂着一串亮晶晶的水珠，像谁不小心撒了把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