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代，话语权都是权力的体现，也是权力的实现。大众传媒兴起之后，媒介更是话语权的主要传播渠道，媒介对于权力的构建，更有着关键的作用。
马建标先生的新书《权利与媒介》，通过历史的视角来审视近代中国媒介与权力关系的变迁，并通过此种变迁来审视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及信仰的变化，以及此种变化的观念如何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
马建标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UCSD分校）访问学者。先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复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 30 余篇论文，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课题；出版专著《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译著有《中国与大战：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误读异邦：20世纪的美国人与中国、俄国的关系》等。
他在本书中提出，近代中国社会与文明发生巨大变革的因素，除了既往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国家外患和政治变革等显著的“历史事件”外，尚有隐现在这些“事件”的历史深处，引发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想结构变革的媒介。
做新媒体、研究新媒体的人有福了！ 马建标2016 年与哈佛大学栗山茂久教授的一次访谈中，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何种学科会成为未来的“显学”？栗山教授稍作思索之后，说：“我认为，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学科当属传播学。现在是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改变了以往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比如，微信在中国就非常盛行，微信正在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消费观念等造成深刻的影响。以往的传播观念无法解释现在自媒体时代的传播问题。随着自媒体的出现，传统的权势结构正在被‘分解’。”历史学家而重视媒介研究的，最初当属哈罗德·伊尼斯。他曾经注意到，在人类历史上，正是由于新媒介技术的运用而造就了古代埃及、古巴比伦以及古代中国等帝国。在近代历史上，也因现代媒介的出现而有了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在微信等自媒体日益活跃的今天，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式也正因为媒介而发生静悄悄的变革。然而，媒介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规范人们生活的观念和权力也将发生变革。——话说，我也是从别的专业改行到新媒体的！这段话引起极度舒适。
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开端，正如近代史的开端一样，是西方文明带来的。 马礼逊，一位25岁的英国新教传教士，1807年9月7日，来到了广州十三行。他本来想到中国传教，但当时政府对于外国人高度警惕，对于传教更是要处死的。于是马礼逊实施了他的“跨恒河传道团”(Ultra-Ganges Mission)计划。简言之，就是选择一个距离中国最近而且华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将其作为对华传教的海外培训基地。这个地方就是位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1815 年 8月5日，马礼逊的同伴米怜在马六甲建立了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免费学校，俗称“义立馆”；同一天，由米怜等人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中文定期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