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典出宋朝赵普，但史料均无详实记载，今人只能从故事中寻找答案。
赵普是宋太祖赵匡胤最信任的谋士，北宋开国功臣。早在太祖担任后周同州节度使时，赵普即追随其鞍前马后，为他出谋划策，后来成为“陈桥兵变”的主谋和参与者之一，为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也为北宋草创之初的稳定和之后的统一大业、生存发展、繁荣富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宋太祖赵匡胤虽是行伍出身，却最喜读书。无论行军打仗，还是后来坐镇江山，一有空便手不释卷，勤读不缀，尤其喜爱读史书。
为什么要读史书？因为他亲历了五代十国惊心动魄的纷乱岁月，亲眼目睹王朝频繁更替，十五个大小国家，八姓十四帝，在位超过十年的一个没有，七人死于非命。
一个个短命小王朝如流星般在历史的天空下转瞬即逝，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幻大王旗，让人眼花缭乱。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动荡不安，人民性命贱如蝼蚁，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烟尘里最为混乱的时期。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太祖深知治国理政之艰难，所以渴望从史书中寻找治国安邦之策。
赵普虽然足智多谋，但毕竟是半路出家，算不得饱读诗书、科场出身的正牌学者。他的智慧和远见，来自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善于思考，在战争年代，这能力还足以应对各种危局，但是，当身处风云激荡的大变局时代，暗流汹涌，玄机重重，此时仅凭借天资聪明便远远不够，还需有高瞻远瞩、先人一步的大智慧，这智慧，只能从书本里获取。
所以，赵普当上宰相后，肚里的墨水稍显不足，治理国家，上书言事，就有点勉为其难、捉襟见肘。
史书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公元976年，也就是北宋“乾德”五年，乾德是个年号，也是太祖非常自得的年号，认为它顺天应人、琅琅上口、寓意深刻、有祥瑞之气。此时，恰逢大宋军队灭了后蜀，举国欢腾。一日在朝堂之上，太祖与赵普便谈到年号问题。
赵普追随太祖多年，自然知道他的性情，领导说话，下属自然是心领神会，应声附和，夸赞太祖改的年号好。没想到话音未落，身旁一位翰林学士却冷冷地说：“赵普同志，你多读点书行吗，这乾德名号好在哪里？这是刚刚灭亡的后蜀国用过的年号。”
犹如石破天惊，惊得太祖一身冷汗，赶紧派人查找资料。果然，如卢翰林所说，“乾德”确实是伪蜀年号，而且正是后蜀亡国之君孟昶灭国时所用的年号。
拍马屁最怕拍到马腿上，太祖在大臣面前失了面子，自然要把一肚子邪火发到赵普头上。第二天上朝时，太祖叫过赵普，拿起笔饱蘸墨汁，在赵普脸上一阵乱画，一边画还一边骂“亏你身为宰相，却不学无术，怎么比得了卢翰林？今后宰相要用读书人来做！”把赵普羞臊得无地自容。
赵普视此事为奇耻大辱，痛定思痛，辗转反侧，整晚都不敢洗去脸上的墨汁，直到第二天上朝都以一张黑脸示人。
从此以后，赵普开始发愤苦读。他有一个书匣，从不许别人碰。家里人只看到他每天从书匣里取一本书出来读，看完后又锁回匣里，家人都不知他的书匣里藏着什么。
直到赵普去世之后，家人整理遗物，打开书匣，才发现里面是一部上下两本的《论语》，还只有上半部。
此事记载于北宋李焘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司马光编撰的《涑水记闻》中，这二部著作均被视为严肃正史，故事绝非空穴来风。
赵普的确读过《论语》，但并没有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这话是后人的以讹传讹。
那么，赵普的政治作为如何呢？
赵普身为北宋开国功臣，协助宋太祖策划“陈桥兵变”，提出“先南后北”的国家统一战略，并协助宋太祖设计了一套类似如今“三权分立”的行政机制，将原来集中于宰相一人的军事、政治、财政三大权力一分为三，剥离成中书、枢密、三司三个机构，互不统属，互相制衡，互相监督，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
赵普还设计了一套财政制度，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财政，在各州设通判，分散了知州权利。设转运使，分管各州郡财政及司法，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良臣。
北宋王安石有一句名言“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贵者因书而守成”，不论赵普是否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多读书，多读《论语》，对人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