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里的灯光昏黄且摇晃，像极了那些因存放不当而受潮的旧胶片。王阿姨那张写满羡慕的脸凑了过来，语调轻快得有些刺耳：“孙老师，那天在商业街，您可真够精神的！上了电视，回答记者那段话，透着一股子老派学问人的儒雅。”
老孙僵硬地扯了扯嘴角，没接话。他记不清自己多久没去过商业街了，这具身体如今像一架生锈的座钟，齿轮咬合时总带着滞涩的疼。
回到家，他在网上翻到了那段名为《节日市场繁荣，洋溢喜庆气氛》的新闻。画面里的人确实是他，但那是六年前的老孙。
那是个蝉鸣如沸的夏天，阳光烈得发白。老秦和老宋还在，三个人在河边钓了一上午。老秦提着半满的鱼篓，笑得眼角全是褶子，嚷嚷着要去老地方整两口。路过商业街时，几个年轻人举着话筒拦住了他们。老孙那时背还很直，引经据典地谈着生活与理想。镜头扫过侧后方，老秦正蹲在地上检查鱼钩，老宋则在摸索着打火机，准备给老孙递烟。
那是他们最后的夏天。后来的故事，像是一部被恶意剪辑掉高潮的默片。
禁足最严的时候老秦走了。突发心脏病，小区门口是冷冰冰的铁皮，救护车在几百米外被关卡拦住，怎么也进不来。老孙最后一次接到他的电话，那边声音微弱得像风里的烛火，老秦说：“老孙，我想再吃顿红烧鲤鱼了。”后来，那串号码就再也没有亮起过。
老宋走得更慢，也更稀里糊涂。那是前年，在那场全民皆咳的洪流里，老宋在医院的走廊里缩着，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什么病。实在难受了，也只能勉强输上几瓶液。医生说没床位，不让住院。老宋就那样攥着几盒医生给的药，在医院冰冷的空气里捱着。走的时候，医生只留下一声长叹：要是早治三个月，兴许还能熬两年。
这两个老哥们儿走后，老孙觉得自己成了这世上的一截枯木。他偶尔还是会去那个餐馆，点三个酒杯，一壶老白干。烟雾缭绕间，他总觉得对面坐着人，一个在递烟，一个在夸他有学问。
昨晚，老孙翻出了那件六年前穿过的文化衫。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是披着一张旧时代的皮。他没带钥匙，没带手机，甚至没带药。他像一个终于找到了回乡路标的行者，避开路灯，慢吞吞地走进了黑夜。
几公里外的景观桥下，江水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清晨有人发现他时，他走得很安静。新闻里的商业街依然繁华，屏幕上的老孙永远定格在那个谈笑风生的夏天。而现实里的老孙，终于在那场旷日持久的孤独里，轻轻拉下了闸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