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隐隐约约刚刚记事，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会经常跟着外爷外婆以及父母下井沟驮水。什么是井沟？我们黄土高坡的村庄，大部分都是坐落在塬面上。什么是塬？塬是和川道相对的一种地形，是山上的平地，无水源，草木很少。祖祖辈辈耕耘的田地，随着地形一块一块地镶嵌在山峁峁上。左溪村里到沟下面大约五里路，一条小溪把两条塬分割，朝南望去，左边是左溪，右边是驿儿村。小溪是长流水，由山崖下的石缝流出来的地下水。先辈们顺着汪泉水凿开石头，用心箍了个水池，清凌凌的泉水就是村里人的饮用水。先人们发明了木桶，人担水太吃力，于是再做了木架子，把两只桶放在木架子上，让毛驴驮水。那个年代，驮水和磨面是村民们每天发愁的必须要做的活。去沟里驮水，远远的能看见顺着河道开垦的小块地里，种着小白菜、小葱、韭菜、水萝卜等等蔬菜。水池里边的长流水，通过引导会进入菜地，菜地的旁边还有一片预叶（芦苇草）子地，郁郁葱葱的，非常茂盛（里面有蛇，我十分怕这个湿润的芦苇地），大家过端午包粽子就用这个叶子。看到这个叶子我们就感觉到了香甜的味道。那时候的粽子，里面包着小软米和红枣，可是孩子们都喜欢的甜点。苇杆可以做席子，我们陕北人的土炕上都会铺用芦苇做的席垫。水渠边上有苦菜，绿油油的水嫩，看着都是美味。看着我大把空木桶放在水池里，先不急于装水，转动木桶，像在驱赶什么，我近一点看去，原来是有一条花青色的蛇在水池里，吓得我大声叫起来，两条腿发软。我大不让我靠近，一直等它顺着水流游走很久才装水，然后把一只木桶放在驴背的左边，再抓住另外一个木桶扔到毛驴的右边，最后用绳子绑牢。一只木桶有五十多斤重，你说我大的力气大不大？这样毛驴驮着水，我抓住驴尾巴，我大吆喝着，我们开始爬坡，回家。记忆中，井沟的路只能通过一头毛驴走的样子，偶尔迎面走来另外一家驮水的，我大要拉着毛驴站在路边，让人家先过。感觉很危险的样子。毛驴走累了，要歇一歇，我大就给我讲对面树落岭公坟的故事。树落岭是左溪村的陵地，已经埋着老王家几代人了。为了节约耕地，左溪大队商议，以后所有的去世了的人，都埋在树落岭和山洼这两个梁上。树落岭的树木茂盛，柏树绕陵，一道岭正好对准了亿万年的沟壑，我大说，我们左溪村的陵地，风水特别好。站在树落岭，可以望见沟里井水周围的茂盛和繁华，还可以望见后山肥沃的田地。
小时候，跟着我妈妈在井沟对面坝地上的黄豆地除过草，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在小溪边洗衣服、洗澡，那可是非常欢快的时候。小溪的水很浅，没有危险，唯一的担心就是害怕衣服顺着水流游走。因为有这个经历，所以我后来的梦中，经常有衣服被河流冲走的画面。衣服洗完了，简单吃一些食物，爬在石崖下喝一些冰凉的泉水。太阳️正毒，我们跟着大人在一个深水潭附近的石崖下歇息。玩累了的孩子安静下来，都准备睡一会觉，突然，村里石匠老郭的女儿霞霞大声喊叫起来“蛇！”“蛇！！”“蛇！！！”顺着她手指的地方，有一条很粗的青蛇，缓慢的爬着。这下，谁还敢睡呢？井沟给我的童年留下很深刻的记忆。我们的泉水井中不仅有蛇，还有乌龟，还有蝌蚪、青蛙等等一些我们叫不上的小动物。最常见而且令人害怕的就是各种蛇了，蛇是有灵性的神奇的动物，有它生态才能平衡，大自然才更加和谐。正因如此，再调皮的孩子，都不会去打它，反而更加敬畏它、敬畏自然。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梦中经常会梦见蛇，湿润的野外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蛇 ，让我的脚没有地方可踩。每次有这样的梦，我知道，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父母，我想我的外爷外婆。
长大一点，我记忆中的事情慢慢的多了，关于父母参加农业社的生产劳动，关于磨面，关于学校，关于村子里的池眼，关于老王家的家庙，还有从左溪到良见，从良见到左溪的几条路，我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难以忘怀。唯有在井沟驮水，更加让我体会了人生的不容易。父母早上参加农业社劳动之前，有时候晚上回家，说不定就要去井沟驮水。这种刻骨铭心的累，让我们看见大人们在村里箍水池的时候，着实高兴了好多天。公社给左溪联系了石匠，有艾会亮，有郭伟宏，有砖匠老谢，也就是巧莲大，直接让他们把家安在左溪村。老艾和老郭两个石匠在离村十里之外的赵见村石砭打石头，打成石块，社员们再背回村。在井沟也有石场，社员们从沟里往村里背石头。所有的劳力，都参加了背石头的劳动。大队要求一个社员每天背二百斤石头，每天都要下沟几次。破“四旧”的时候，修水利的时候，留下来一些石碑；村子里老爷庙的废墟中，有一些废石，都被大家背来修水池子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些石碑上有字，有漂亮的花纹，大人们让我们小孩走远，不让踩那些石头。现在想，那些石碑说不定是文物。虽然很惋惜，但是水池修好了！！一九七四年，左溪村水上塬了！！
那么，井沟里清凌凌的泉水，是如何能够通过水管子引上来的呢？那么长的水管子是哪里来的？带着这个萦绕在心头的问题，我问了左溪村当时的支部书记王天明和当时的会计王森，才知道水上塬的一些具体事宜。从计划到水上塬，耗时三年多、克服重重困难、动用全村民工才完成水上塬工程，使村民从此不再下沟驮水，解决了祖祖辈辈吃水难的问题。
1973年，左溪村的王宪武在延安农机局工作，经过反复申请，在他的努力协调下，终于为左溪村争取来改变命运的馈赠——县水利局给左溪一台水泵和一台柴油发电机，若干二寸回收铁水管。那时候的公路，大卡车拉着水管只能到东九殿。当时的左溪村到五里之外的东九殿庙上没有公路，山道就是人肉传送带。水管被拉到庙上的时候，全村劳力都去扛水管。那时候上面要险的路十分陡峭，又是黄泥坡道，村民们费了很大的精力，才将水管抬回来。一根水管五米长，社员们肩扛手抬，利用集体的力量，不顾肩头的疼痛，像攀援绝壁的山羊，一步步挪回左溪的井沟，将水管陈列在井沟到村里的坡洼上。有些坡洼几乎是80度的陡坡，长长的铁水管子是怎样连在一起的？崖畔的酸枣刺，刮烂了多少人的衣服？险要的弯道上，悬崖峭壁上，水管是怎样挂上去的？王天明说，水利局派来一名技术员，历时一个月，从柴油机和水泵的应用，到铁水管子的安装，一直到水上塬，都是他指挥。给村里培训好技术员，他才回城了。
七十年代初期，北京给老区支援一批拖拉机，王宪武通过申请，给左溪村要来一台手扶拖拉机。当时的队长是贺振华，贺振华来到延安，不会开拖拉机，王宪武也是刚学会开拖拉机，于是他们俩就边开边学，经过南泥湾和云岩，翻山越岭路过雷赤，终于把拖拉机开回村。翻山岭的时候，路途十分艰险，几次都有生命危险。回村后，培养王宪堂为拖拉机手，在左溪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后来，王宪武又给左溪申请了钢磨、碾米机、弹花机、水车架子，当这些东西被拉到张家滩白家河的时候，时任支部书记的王天明和队长贺振华、副队长呼振杰，派社员去白家河，顺着延河边三十华里的羊肠小道，硬生生把这些机器抬回村来。试想一下，社员们一会儿走延河的南面，一会儿走延河的北边，要几次趟过延河，空走尚且不易，何况是抬着几百斤的机器呢！！ 水上塬后，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水管是二寸的老水管，抽水的时候，水管满不了，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跨——跨 ——跨”的响声。村里的水池满了时，停止抽水了，水管中的水放不完，冬天的时候，水管很容易被冻烂，在换水管期间，社员们还是要下井沟驮水，有时候几个月都修不好。
过了几年，村里的建平妈在县水利局工作，她得知村里的情况，通过申请，给村里换了一次新水管，社员们费尽周折抬回来，水利局派来技术员安装好，村里人抽水和机器护理的技术越来越好，社员们才持久喝上了沟里的泉水。 2008年，政府建设新农村的时候，给村子里修建了大水池，第三次安装了新水管，把管道铺进家户，村民们终于吃上了自来水。在新农村建设中，修建砖窑，沼气，院子铺上水泥，村民们打了水井。院子里水井就是水泥地积攒的雨水，可以洗衣服和灌溉，减少了抽水的成本。
石匠老艾、老郭和老谢三家人，就是这一年安置的。这三家人对村里的水上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老艾的老婆马风莲说，第一次建的水池漏水，老艾和他的二儿子又修补加宽了水池，并给水池子箍了上盖，避免尘土和小动物进入。马凤莲说，给大队部箍砖窑和修建学校，她全程参与。
当时的大队负责人，对左溪村有一个全面发展的规划。首先是水上塬，然后建设好十间新校舍，完善王庆荣的卫生所，给我阿伯种植枸杞、山茱萸、黄芩等等药材的地，建立以王宪斌为首的林场，以王翻朵当老师的幼儿园，村里烧砖修建大队部，有了北京支援的手扶拖拉机帮助农业生产，甚至有公社社办拖拉机（带铁链的）帮助耕地。村子里有了钢磨，安在我们的家庙里，解决了全村人磨面的困难。这些规划都真实地实现了。 左溪村的树木本来茂盛，树木种类繁多，百年柏木、槐树和椿树多，以谷子坪、半捻壕、麻底沟为主的各种果树很多，尤其是杏树最多。有社员跟着寺滩林场的老党学会了酸枣嫁接大枣，部分社员享受到果业的经济利益。村里的几道沟，全都栽上桑树，我小时候和巧娥、三换、换珍等等，我们在寻猪草的时候，曾经见过那些桑树，吃过那些大大的洋气桑葚（村里老桑树上的桑葚比较小），摘桑叶喂过猪。我记得上疙瘩的沟里，槐树坪的沟里，桑树长势最好！当左溪的林场枝繁叶茂的时候，退耕还林的春风还在二十六年后的山外徘徊。退耕还林的政策始于1999年，左溪村1973年建立林场的行为，在生态意识层面超前近二十六年。甚至早于1978年启动推行的三北防护林体系。
大队部负责人甚至规划成立工程队，帮助其它村建设新农村。这在七十年代前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种种原因，有很多好的规划以失败告终，但是，在那个连煤油都要凭票的年月，左溪人硬是用脊梁扛起了整座村庄的未来。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尚在温饱线上挣扎时，左溪人已经用带茧的指头，在黄土高坡的塬面上，提前触摸到了新世纪的门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