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著名的时间和空间理论，说时间是一个圆环，人在这个圆环上不断的走，总有一天能够走到你上一次走到过的那个点。理论上来讲，假如人走的够快，是可以追到在上一个时间点上停留的那个过去的自己的。

这部电影上映的第一天，刚好跨过广电发布网络视听管理新政。于是当我看到剧中人偷偷印刷“地下火”的传单挨家挨户派发，看到旧时代著名的文化人们因为言论管控而战战兢兢从香港撤离……我忽然有种赶上了那个可怕年代停留时间点的感觉。

历史会不会开倒车？我看是不会的。人们倾向于认为：从不自由到自由、旧貌换新颜才是一种进步。但车轮滚滚向前，车子总有报废的一天，报废了刚好换新的。从自由到不自由、从新到旧也应该看作一种进步。一种不易被察觉的进步方式。

许鞍华是擅长讲时代故事的导演，但不是那种伟光正、充满了光辉形象、用大场面去制造声响的方式。她一定不是集体主义的簇拥者。出于故事发生背景，香港地理位置的原因，决定了明月是一部大时代下的人物小传，与香港整个社会的气质有着不谋而合的相似。方母得知女儿加入了地下党，不反对也不支持，就跟她讲：无论怎样，别连累别人啊！最终是方母自己，到死也没有连累别人。

“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远处有悲壮的笛声，夜的黑幕沉重地将落未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过一次的风，忽然又回来了。不单是风声，还有雷声，风夹着雷声，海又动荡，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

热血上脑要去营救母亲的方姑说她妈，自私，又好面子。接着补充道：“可是她不会连累别人的。”想起了母亲的叮嘱，热血冷下来，营救是不可能的，母亲只能死在宪兵队里。她再不是那个念着矛盾文集的少女，所有热切的文字，都变成了冷酷的现实。

血热了又凉，那是命运最深切的无奈。

锦荣的名字很香港，故事一开始，他看着蜗牛怀念法餐，与战争的气氛格格不入。什么时候了，还在想个人享受，这样的片段是不会存在于国内战争片当中的。也是他，仿佛在发出疑问：难道在大时代之下，被洪流卷走的普通人连保有一点私人欲望的念头都不能有？难道为家国奉献，一定是存天理、灭人欲？一定要讲冠冕堂皇为国为家的理由，他的牺牲才显得比较高尚？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抗战片或者谍战片中，举凡描写道地下党与日本军官的关系，总是要表现在华的日本军官以为自己与中国人下属是有真正的友情的。难道真会有侵略者这样想？锦荣是一个受过西方自由主义教育、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读书人，他看不起山口，就像每一个这种类型片中的中国特工一样。锦荣的明月往大了说是复我河山，实际上是不必七步成诗的诗歌，是命运不受外族左右的那只吐泡泡的蜗牛。在剑拔弩张的环境下，中国诗歌的雅被破坏殆尽，这样的静，对比出战争无可避免的火山式的躁动。

影片里，码头检查的士兵是战争里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随时会死，他们可以毫无灵魂毫无思想，在许多抗战剧里，他们是脸谱化的，机械地检查、大声地呼喝，但明月这个故事让他们表现出人性复杂，即使是一个毫不重要的小人物，也可以有一点点灵魂。看见方姑手提箱里传单的小兵，发现方母藤篓里秘密的军士，他们和被检查的人一样慌乱，一点也不镇定。

这些小人物的身不由己被这样翻出来，好像一堆纸散开，又被毫无章法地收拢。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东江游击队的小鬼并没有成为被供上神坛的领导，他开出租车，隐没在人潮中，有时回忆起过去，没有“当年老子如何如何”的忆往昔岁月峥嵘，只有对时代洪流的一点感叹，如果方老师能活到现在就好了。他那么克制，似乎毫不激动，但一点忍不住的眼泪出卖了他。当他挥一挥手跟座谈会的人说“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就跟那句“别不开心啦我煮碗面给你吃啊”一样——是地道香港人的脾性体现。

连李安都在电影里叫演员集体喊“中国不能亡！”，哪怕仅仅是为了表现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但许鞍华没有，她大概以后也不会，她所有的电影都呈现出对集体主义毫不关心的态度。

明月几时有当然不是完美的影片，它对战争的残酷刻画很浅显，大约是因为导演太在意小人物的命运了。但影片有一个很明显的命题，在大时代下，小人物是如何生存的？他们有更好的选择吗？观众会看到她在探索，当大时代动乱时，个体当然不可能再保有尊严，问题在于：当国家处于战争或者一种极端的状态当中，人们必须都变的伟大或者卑劣吗？还是被命运推动，不得不作出某种选择？

在许鞍华的故事里，时代从来都是洪流，裹挟着人们的身不由己。在每一个时代，站到浪尖上的人，都会在某一时刻有改变洪流方向的错觉，但最终他们会明白，连站在浪尖上的时刻，都是被当时那个时代选中的。

过去是会过去的，当下也是会过去，所有此刻都是曾经的未来，所有未来也都将成为历史。今天口不能言以及选择位置站好的所有人，都会被下一代取代，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总是同时出现，正如刘黑仔对着汉奸尸体那句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台词：

“喂，很快会再见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