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3【589】2023-12-21（2）
我（唐浩明先生）的这篇文章，其实是遵省委组织部之命而写的，我实事求是地写了曾国藩在识人用人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这事给我以启发，现在已到了可以客观科学对待历史的时候了，只要是抱着这种态度研究历史，是可以得到社会认可的。在整理校点曾氏家书的过程中，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曾氏的世界。说实在话，在先前我对于曾氏并不了解，只是从教科书上知道他是一个大反面人物。这段时期多次阅读他的一千多封写给家人的书信，我发现他信中所讲的许多观念与我的思想相吻合，我很自然地接受他讲的那些道理。他的有些话甚至让我震撼。比如他对他儿子说：“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曾氏这一段话不是在宣传革命理论吗？身处他的地位，能将世事看得这样通透，说明这个人非比一般。
我决定，向前辈学习，不仅仅只伏案看稿、改正错别字，而且要独立研究，做一个有学问有思想的优秀编辑家。我从此开始一边编辑曾氏全集，一边潜心于近代史与曾氏的研读中。我的编辑工作逼迫我必须一字不漏地啃读曾国藩本人所留下的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这种笨拙的读书方式，让我看到历史的许多细枝末节。而这，往往被不少以研究为主业的历史学家们所忽视。我在学术刊物发表了十多篇研究曾氏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在《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曾氏不是汉奸卖国贼的观点。文章在《求索》杂志上发表后，立即被美国《华侨日报》摘要刊载。文章发表至今已有二十七年，没有见到反驳的观点。可见学界基本上是认同我的这个看法的。在全方位地研究曾氏这个人后，我有一个认识：曾氏既非十恶不赦的反面人物，也不是一代完人式的圣贤，他其实是一个悲情色彩很浓厚的历史人物。他在晚清那个时代身处政治军事的中心旋涡，却一心想做圣贤，一心想在中国重建风俗浓厚的理想社会，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性。细细品味他留下的文字，可以发现他的内心深处是悲凉的、抑郁的，他的苦多于乐，忧多于喜。这种强烈的悲情氛围，要远远超过他的那些风光荣耀的外在表现。
在一九八六年，也就是我进入四十不惑的年代，我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很大胆的决定：写一部以曾氏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之所以用小说的形式而不是用评传的形式来写，是基于以下几点：一，借文学元素可以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由此可以将人物写得生动鲜活，尽可能接近我心目中的那个人物原型。二，读者喜欢读文学作品，书的发行量会比较大，我的努力所能够获得的认可面也会大一些。三，我在青少年时代极想做一个作家，我要借此圆我的作家梦。我的这个设想，得到湖南文艺出版社《芙蓉》杂志编辑部宋树诚主任的支持，他鼓励我把书写好，今后就由湖南文艺社来出版。从那以后，我上班时间编曾国藩全集，其他世界写曾国藩小说。每天写作到凌晨一两点。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任何应酬，除开睡觉外，也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我甚至连天气变化时序推移的感觉都已不存在。为了获取尽量多的时间，我坚决辞掉了副总编辑的职务。我当时已不年轻了，我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经过三年多的日夜兼程，我写出了百多万字的初稿。到了将书稿交给湖南文艺社，正式讨论出版事宜时，长期来心中的最大顾虑，便立即成了最大的拦路虎。这个最大的困难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曾国藩本人。湖南刚刚因为出版了《蒋介石秘录》一书而受到很大的冲击，现在又冒出在很长时期里被主流视为蒋一个系统的大人物来，很多人认为不能冒这个险。选题多次申报不能通过。直到一九八九年底，湖南省出版局换了新局长，我本人向新来的陈满之局长当面陈述两个多小时。局长表态：只要没有政治问题，又不是诲淫诲盗，可以考虑出版。局长要求美国局党组成员都看一遍书稿，并且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慎重地对待一部书稿，过去从来没有过，书稿终于进入正式出版流程。
还在湖南出版界态度不明朗的时候，我请我的父亲与台湾出版部门联系。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很快表示愿意出版。我请人用繁体字誊写一份，托回乡探亲的台胞带去台湾。一九九O年八月，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出版《曾国藩》的第一部。三个月后，以《血祭》为书名的大陆版《曾国藩》第一部也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没有想到的是，第一部出版后引发的社会反响，大大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这部书首先在校对室里便招来一片叫好。出版后，来出版社买书、要书的车水马龙。当时印书的新华二厂在邵阳市，因为供电紧张，常常停电。工厂要求供电所供电，所里的人便说，你们拿《曾国藩》来，我们就供电。连文艺社从不读书的门房，都想请责任编辑送他一本书。我听后很感动，立即自己拿出一本来签上名，亲自送给这位工人师傅。
从第二部开始，局党组不再集体审稿了，发稿一事完全由湖南文艺社做主。一九九一年，第二部《野焚》出版，一九九二年第三部《黑雨》出版。几乎与此同时，台湾也推出了黎明版的第二部、第三部。那几年，社会上广泛流传两句话：“从政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这两句话为小说《曾国藩》做了很好的广告宣传，同时也推动了岳麓书社版的《曾国藩全集》的发行。一九九五年，《全集》第一次整体推出，便印了八千套，半年后又印了五千套。三十本的历史人物的全集，两内内发行一万三千套，这种情况很少见。不但社会喜欢，这部书还得到学界的认可。《辞海》第六版专为岳麓书社的《曾国藩全集》立了一个词条。
这之后，我策划《胡林翼集》《彭玉麟集》《曾国荃集》，并担任这几部书的责任编辑。这几个人都是当时湘军中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文集，无疑是研究那一段历史的重要史料。作为一个编辑，我不想四路出击，到处开花，我把目光锁定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这个小范围，一是湖南，二是近代。我认为，这样做，无论是对出版社，还是对我个人，都是有利的。编辑虽说是杂家，但也不能太杂，杂中还得有所专。太杂必流于浅薄，有所专才能走向深厚。
在这个过程中，我陆续业余时间的历史小说创作，写了《杨度》与《张之洞》两部书，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也框在近代。所以，这三部书被人们称之为“《晚清三部曲》”。
写完《张之洞》后，时间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这时，“曾国藩”这个人和有关他的图书已变得很红火了。有人对我说过，曾国藩成了仅次于毛泽东的近代红人。但是，在看似热热闹闹的图书市场里，却隐藏着两个很突出的问题：艺术这些图书绝大部分显得浅薄，互相抄袭；二是这些图书感兴趣的是权谋机巧一类的低层次的“术”，对于曾氏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或忽视或淡化或歪曲。作为“曾国藩热”的始作俑者，我的心情颇为压抑。我觉得我有责任为曾氏做一些正本清源的事。于是，我从《张之洞》出版后就明确表示，我今后不再写长篇历史小说，而是要做点别的事。
这个事中的最主要一部分便是写“评点曾国藩”系列。确切地说，“评点曾国藩”是评点曾国藩的文字。二OO二年推出“评点”系列的第一部《评点家书》，以后陆续推出《评点奏折》《评点梁启超辑嘉言钞》。对于这三部评点，我的写作宗旨是：以走进曾氏心灵为途径，以触摸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为目标。作为一个文化人，我人物这才是研究曾国藩的正路子。从二OO七年到二O一一年，我又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对十多年前的《曾国藩全集》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订。为什么要修订？这是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原因。一、这十多年来又发现了一些曾氏文字，特别是台湾出版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曾氏奏折，为数不少，很有补充进去的必要。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出版的全集存在着不少差错与问题，很有改正改善的必要。三、由湖南省政府出资的《湖湘文库》将《曾集》列入其中，提供了一个全面修订的好机会。
作为《曾集》的重要参与者，这十多年来，我一直为当年因为人员众多、政出多门而造成的不少差错而深存遗憾。现在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弥补，且可以增加许多新内容，这是一件太好的事了。我立马中断“评点”系列的写作，全身心投入到修订版的工作中去。二O一一年十一月，在曾氏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会上，举行了隆重的修订版首发式。看着用红绸布包扎的三十一册修订版全集，我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基本上可以无憾于读者、无憾于子孙了！
二O一二年，评点系列的第四本“评点日记”问世。第五本评点书信、第六本评点诗文也会在二O一三年下半年相继问世。二O一四年，我把这六本评点合起来，再作一些增删修改的工作，以《评点曾国藩选集》的书名整体推出，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方便的读本。这时，我已整整七十岁，我将以轻松心情退休，结束三十四年的编辑生涯。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岳麓书社，我就常常想着这样一个问题，我的职业成就体现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我的职业追求？
我认为传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积累当代文明成果，应是出版社的最主要的职能，至于获得多高的经济收入，创造多大的利润价值，则是对这个职能履行程度的回报之一，而不是衡量它的最重要的指标。具体到我自己，一个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其立足点则要落在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上，把古代的知识、技能，把古人的感悟、体验传承给今人，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人的智慧。一个当代的古籍编辑，要有一种意识，即如何能让今天的读者更方便地接收这一切。所以，我后来慢慢地将这一思想概况为八个字，即传承智慧，打通古今。
智慧，本是人类的高端成果，但其中仍然是低层次与高层次之分。低层次的智慧是可以用文字来表述的。这些年来，我也应邀讲过一些课，其中有一个课程就叫做“曾国藩的人生智慧”。我写曾国藩的评点系列，也是把很大的心血用在挖掘曾氏的处世做人的智慧上，至于我编辑的二曾、胡、彭等人的文集中，自然也蕴含着作者许多的智慧在内。至于高层次的智慧，则不是文字或语言所能表达的。大家都知道轮扁斫轮的故事。处于《庄子》一书的这个寓言，实际上说出了人世间一个最大的真理，即文字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只不过轮扁的“六经乃糟粕”那一些话，说得太过激、太情绪化而已。许多年后，岳飞所说的“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则以平和的心态把这个感悟说得直白而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那么高层次的智慧还能传承吗？如果能，它会以什么方式传承呢？我认为，人类的高层次的智慧一定是能够传承的，但不以文字或语言的形式来直接传递，而是隐藏在杰出人物对世事的具体处置上。善于观察和思索的人将此化于自心，心领神会而随机运用。我之所以要倾注自己的几乎全部心血去写三部历史人物的小说，其主要的目的就在这里。我希望借助文学元素来再现历史上那些杰出人士的所作所为，让有心的读者从中去琢磨去感悟高层次的智慧。
多年来，我走过一条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再到文本解读的道路，看起来扮演了编辑、作家、学人三个角色，其实我一直立足在编辑这个岗位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界提倡做作家型编辑、学者型编辑，我很认同这个倡导。这些年来，我的一切努力，实际上不过是朝着作家型编辑或学者型编辑的方向奋进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