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无疑是个理想主义者，《当孟子遇到理想主义者》说的是比他更有理想的理想主义者，而且这个“者”，是他的学生彭更。

以下是李敬泽的原文：

比如那日，酒席散了，他的弟子彭更借酒撒疯提意见：像您老人家这样，几十辆车开着，数百弟子跟着，从这一国吃到那一国，这，这也太过分了吧？

孟子的表情我们看不见，但我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平静如水，他答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只要有真理，吃人家一顿饭又有何妨，当年尧把天下都送给了舜，舜也没客气，你难道认为舜也过分吗？

——孟老先生啊，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明明是说你过分，你马上抬出个舜来，舜王爷是大圣人，战国时代的读书人当然不敢非议，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又是什么呢？

所以，愤怒青年彭更没被唬住，说了一句话直指要害：“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这是惊雷，两千年来响在儒生和知识分子的噩梦里：你们这帮家伙，不劳动白吃饭，不行！

孟子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看着彭更愤怒的眼睛，必是从中看到了广大的沉默人群，于是他字斟句酌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行仁义之道，守精神家园，也算是一份工作，应该像木匠和修车师傅一样有一碗饭吃。

彭更愣了一会儿，忽然，他更生气了：难道君子追求真理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吗？

孟子的回答我不想引述，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孟子》。我的兴趣在于彭更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立场而且对他的自相矛盾毫无自觉：一开始他认为思想不是劳动，不劳动而吃饭是可耻的，但紧接着他又宣布，如果思想是为了吃饭，那也是可耻的。精神活动不仅是“事”而且是无比纯洁的“事”，不应掺杂任何世俗考量，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能想着挣版税。

好了，以上文字全部是李敬泽的原文。之所以引用这么多，是觉得彭更这家伙特别具有代表性，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其次，孟老师辩才无双，估计是头一回被自己的弟子逼到墙角，我很关心作者“不想引述”的下文。

《孟子.滕文公下》的下文是这么说的：

孟子：“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为了吃饭或者为了穿衣的“为了”是动机，是“志”，做事则是“功”，孟子急中生智，抓住了这一点，说：“你何必讨论他们的动机呢？他们为你做事，可以给饭吃才给他们饭吃。再说了，你是根据动机给饭吃呢？还是根据他们所做的事给饭吃呢？”

彭更认定了精神活动不仅是“事”而且是无比纯洁的“事”，不应掺杂任何世俗考量，动机不纯就是不能给饭吃，于是毫不犹豫地说：“根据动机给饭吃。”

孟子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意思是“假定有人在这里毁坏了屋瓦，画脏了新刷的墙，他的动机是找口饭吃，那么你给他饭吃吗？”

“不给。”彭更断然否定。他中了老师的圈套，孟子说的不是动机，而是“做事”的结果。孟子的话引申开来便是：做任何事，无论结果如何，都有做事的动机。动机还等于做事。

孟子笑了：“呵呵，如此说来，你就不是根据动机，而是根据所做的事给饭吃的了。”

师生二人的对话到此为止。彭更有没有被老师说服，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一个重要结论：思想也是“做事”，也是劳动，准确地说叫做脑力劳动。如此，思想者理所当然应该有饭吃。

后来有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把劳动分为两种：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前者比后者高级，能够吃上更好的饭。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体力劳动是简单劳动，也就是说，马克思是赞成孟子的。说到这儿我不免有点得意，写文章主要付出脑力，乃复杂劳动；老伴做家务，再苦再累，那劳动也很简单。只是有一个前提，我的劳动成果得被社会承认后才有价值，也就是说必须换成钱。

谁都没想到的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孟子——包括与孟子同一阵营的马克思都遭遇了空前的尴尬：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脑力劳动不是劳动。无数“不劳而获”的科学家，教授，统统得参加体力劳动，并且通过劳动改造重新做人。

正如李敬泽所言：

——一方面，从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而空作玄远之谈的书生；另一方面，从精神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也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以精神为业的人们的世俗生活：你为什么不纯粹为什么为稻梁谋？为什么做不到通体真理天衣无缝？两大高地绵延不断，孟子及孟子的后继者们在高地之间的深渊中挣扎求存。“文革”中不劳动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而今天，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理想主义者”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然后就像捉奸在床一样兴奋，他们宣布：所谓“精神”不过是苟且的权谋，果然如此，总是如此。

好在，自从邓公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之后，人们逐渐认清了劳动的本质。劳动就是劳动，与理想无关。无论你从事何种性质的劳动，首先是为了吃饭，为了生存。

2021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