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元代的赵子昂、吾丘衍提倡汉印的质朴之美以来，便为篆刻艺术确立了继承优秀传统的指引。虽然古玺、秦汉印本身完全属于古代匠人的创造，但是自元明以来，文人流派篆刻艺术中的仿汉也罢，仿宋元也罢，仿古玺也罢，到之后的仿封泥也罢，印外求印将秦诏版、汉灯、秦汉砖瓦、甚至甲骨文融入印中也罢，并不能仅仅看做是复古人旧貌的一面，而恰恰相反，其内涵的真正一面却是借古以开今，在古代丰厚的艺术遗产之中，或取养料，作为出新、别开生面的原动力。在古代印论中时可见到称之为“通”、“变”的论述，这种通、变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入古出新论”。
关于入古出新论，“入古”即是“通古”的过程，“出新”即是“新变”的过程，前者是先导和基础，后者是目的和方向，二者的关系是显见和不容颠倒的。
明代著名篆刻家苏宣在自己的印谱《苏氏印略》自序中说：
“纵观之，而知世不相沿，人自为政。如诗非不法魏、晋也；而非复魏、晋，书非不法钟、王。始于摹拟，终于变化。”
苏宣以“始于摹拟”作为入古、通古之手段，也清楚的指出，是要“终于变化”的，即是这种传统通变论在篆刻艺术领域的反映。大凡真正具有强烈个性的艺术家，才最为清楚地认识传统对于自己的意义，并透彻地了解古与今，旧与新，历史与自己的相互关系。周应愿在《印说》“变化”章关于这种关系，亦有类似的论述：
“变化便是揩磨自己明白。明得自己，不明古今，功夫未到，田地未稳；明得古今，不明自己，关键不透，眼目不明，要知古今即是自己，自己即是古今，才会变化。”
应该说像周应愿、苏宣这样的“入古出新”论在明代的印论中出现，实际上也是篆刻艺术发展成熟的标志。这种理论在元代的时候是十分的模糊的。如果我们稍微的回顾下元代的印论，元人贵在古意，尽管它含有借古开今的内涵，但如何开今，如何以新的面貌立于历史，则是印章艺术创作十分旺盛之后才可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从元代吾丘衍的“贵在古意”，到苏宣的“始于摹拟，终于变化”；从顾汝修“尚得亲见古人典型，神迹所寄，心画所传”的“神迹心画”说，到周应愿的“入古出新”说，实是印章创作思想的一大进步。这一发展过程，也正是文人掌握印章艺术发展命脉后“入古”而“出新”的过程。
明代篆刻艺术的“入古出新论”，正是具备了创作实践旺盛发展的基础，才显得如此活跃。其意义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的内容来加以分析。其一，是篆刻技法范围内的通与变，其二是创作范围的通与变。
明代是印章由实用工具发展到篆刻艺术的过程，石材的入印之后，才是得文人篆刻蓬勃发展，文人自己来完成印章最后的镌刻是印章由实用工具发展到篆刻艺术的重要条件。
在技法范围内的通变，“通”显得十分的重要，就是文人通过古玺古印，来掌握篆刻的各种技法。沈野的《印谈》中说：
“刻古人未尝刻之字，全在处理得宜，刻古人未尝刻之刀法，全在心得之妙。谓之不离不合，又谓之即离即合，彼不能法古者无论矣。即步亦步、趋亦趋、效颦秦、汉者，亦不如无作。”
这里的“不能法古者无论矣”，即是以通古法为前提。因为只有“通”法方能“处置得宜”和获“心得之妙”。而“变”之法又在“不离不合”与“即离即合”，因此与步趋效颦者全然无缘。从中可窥论者既阐明了对篆刻技法的通变思想，又提供了变化的方法。
徐上达在《印法参同》（撮要类）中，通过“一要典”、“二要正”、“三要雅”、“四要变”、“五要纯”、“六要动”、“七要健”、“八要古”、“九要化”、“十要神”等一连串的论述，将他的“入古出新”观，通过“通变”的论述，婉婉陈述于读者面前，环环相扣，将二者辩证之关系剖析得十分透彻。我们再来列出徐上达的《印法参要》的一些论述：
典者，有根据，非杜撰也。凡篆文，凡款识，俱要有所本，不然而妄作焉，则无征不信，不信不从矣。（一要典）
典而不正，虽典奚为？顾正者，犹众人之有君子，多歧之有大道，惟始进者自择之尔。择之果正，自见冠冕威仪，不涉脂粉嬉戏；自见平易通达，不入险怪旁蹊。然而却有一种未易及处，乃为秦汉正印，如诗有唐，书有晋，他皆不得与颉颃已。（二要正）
雅而不变，则但知其一，莫知其他，亦终拘泥，而不足以语通方。故一印之内，有字与画相重相肖，须设法更易，使相衬贴，使不雷同，推之印印区别，各具一种可观，斯愈出愈奇。（四要变）
或有问于予白：印篆几何，而容变也。曰：太极无极，又为几何，而阴，而阳，而阖，而辟，而消，而长，而盈，而虚，无穷穷矣，穷无穷矣。（四要变）
我们可以看到徐上达的印论中，由“典”而入“正”，进一步强调通古之正道，进而提出“雅”而离“俗”的要求。由“雅”而推出变，并列举如何之变，由变而求奇，新面自成。也将“变”的宗旨和盘托出，阐明“变”乃艺术创造力的无尽源泉，接着他通过“纯”，“动”，“健”，“古”等审美规范的描述，渐使这种“变”的面貌清晰而具体化，将如古后的出新，引入“化”境。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纯、动、健、古。纯，是指具有纯净的古法；动，要有生动的精神；健，须要以遒劲为面貌；古，应以苍然得古人韵致。
古而不化或属矫揉造作，须是浑浑融融，泯夫笔迹，并泯夫刀迹。若鲜肤至润，秀色可餐，昭然于心目，而相卒不可睹，斯为化也。（九要化）
化而未神，犹可仿佛摹拟，必其玄妙莫测，幻如云龙，捉摸不定，恍如水月，斯进于技而神与俱也。（十要神）
从之上的一些原文我们也可以理解，企图用比喻来说明经过通变后印章所追求的境界和韵味，很有点像宋代严羽论诗以“羚羊挂角”、“空中之音”、“水中之月”来描述诗的意境一样。徐上达的层层论述，既反复的强调了通古的重要，又要让大家体味到新变的无穷意趣，给予印人的启迪是隽永而深刻的。
（徐上达的《印法参同》是明代印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特别是将技法的理论化，具体化。我们之前也简单介绍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这部古籍来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