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年前吧。那时我刚结婚，单位还没分房子，我们在城郊的五婶家住了一年。虽然农转非多年，五婶家的生活方式却变化不大，一个典型的农家院落，豆棚瓜架，鸡埘狗窝，一应俱全。我们借住在西厢房里。

过了二月二，来了一个卖鸡雏的。五婶买了二十只鸡雏之后，又让我再挑一只算饶的。在男子一副强装出的不舍的表情下，我将手伸向鸡笸箩，鸡雏们向后躲避，只有一只体形显大的小鸡没有后退，被我握在手中。“这只是公的。”男子说。“公的就公的，大了炒着吃。”五婶付完账，把男子打发走，欢欢喜喜地抱着纸箱到屋里去，放在火炉边，去厨房用开水泡上了一碗小米。

米泡好了，五婶盛了一碟往纸箱中一放，鸡雏们啾啾鸣叫着围拢，开始抢食。只有一只仍然呆在箱子一角，看着它的同伴们争夺、拥挤、排泄、践踏。一会儿工夫纸箱里铺的报纸上就肮脏得一塌糊涂了。

“那是你挑的那只。谁挑的随谁。长得壮壮的，就是不知道争食吃，还不饿死？”五婶边开着玩笑边把那只小鸡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地上，另盛了一碟米。小鸡独自一口口叨起来。喝水扬脖时它才用眼睛看看我们。

从那以后，这只小鸡开始单独进食。然后，它会在屋里跑来跑去。只在睡觉的时候，才放回纸箱中。夜里，鸡雏们都挤在一起互相暖和着睡，而那只小鸡却独自缩在一个角落里。

自从买了这二十一只鸡雏后，我没事时，会到五婶堂屋里去看看。就我观察，鸡太不讲卫生了，边吃边屙，屎溺同流，碟子里有米也有屎，照食不误。难怪鸡容易闹瘟疫。还不讲文明，见了吃的，争夺、拥挤、践踏，有点灾荒时的无赖相。你不让我吃，你也别想吃，先弄脏了再说，反正我吃得下。鸡雏们都不怕脏，都吃得下。只有那只独自进食的鸡是个例外。

五婶是个爱干净的人，给了那只爱干净的鸡更大的自由。那鸡也很自爱，无论是在堂屋的水泥地上，还是天气好时在院子里，它悠闲地走来走去，从不乱屙弄脏地面。妻子也很喜欢它，有时会把它放到我们屋子里。它踱来踱去，东看西瞧。

邻居的王大娘却不这样看。她是五婶的好友，常过来串门。看到那只随便跑来跑去的鸡受到五婶的纵容，王大娘发表了看法：“这样不好。鸡就应该跟鸡在一起。不合群的鸡不长命。”五婶仿佛没听见，仍然让那只鸡来去自由。别的鸡身上脏兮兮的，它却一身洁白。

鸡们渐渐长大了，除了死去的两只，另外十八只鸡与鸡窝里那些留下来的下蛋多的成年母鸡一起圈养。那只爱干净的鸡仍然会时常被放在圈外边。只在晚上时五婶才硬把它塞入鸡窝。它会反抗一会儿，别的鸡也会啄它一两下。鸡窝里有短暂的纠纷，但很快就平息了。

到了四月底，单位分了间平房，我们利用五一假日搬了家。因为工作忙，又离得远，直到春节，我与妻子才又回五婶家。我们给五婶拜年，坐下来聊天。刚好五婶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就读的小儿子也在家，话题不知不觉地聊到我们住在五婶家的一些趣事。妻子问：“那只爱干净的鸡呢？”

“早死了。”五婶的语调里流露出些许凄凉。

“怎么死的？”妻子急切地问。

据五婶讲，我们搬走不久，那只鸡就得了一种怪病，开始脱毛，一根根白羽毛脱落了。五婶也没太在意，以为快夏天了，可能是热的。但羽毛掉得越来越厉害，身体两侧的皮肉都露了出来。有一天夜里，五婶听见鸡窝里有叫声，以为遭黄鼠狼，起来看看门关得好好的。早晨，五婶一打开鸡窝，那只鸡就满身血渍地跑出来，其它鸡嘴红红的，追着啄。五婶忙将那只鸡与其它鸡隔离开。但到了晚上，还是得把它放回鸡窝里。因为五叔不同意把鸡放在堂屋过夜，而放在杂货屋里门又关不严，怕给黄鼠狼叼了去。每天早晨，一开鸡窝门，就会出现那血腥的一幕：那只鸡一身血，其它鸡的嘴都是红色的。

五婶的儿子听到这里议论说：“这只鸡太独特了。它从小独自吃喝长大，养成了孤独的习惯。它与人太亲近，就不想做鸡了。它后来脱毛，是想当人。西方有位哲学家给人下过一个定义：无毛，两足直立。这是一只想做人的鸡，别的鸡岂能容忍鸡群里出现异类？”

“胡说八道。”五婶佯怒地说。

“那么，后来呢？”妻子问。

“天天这样谁看得下去。”五婶接着讲。五叔说摔死扔了算了，五婶下不了手。王大娘给五婶出了个主意，村里有个老光棍刘麻子，又懒又馋胆子又大，谁家瘟死个鸡啊猫啊狗的，他都会捡回去，煮煮吃了。“闹（毒）死也比馋死强”是他的口头禅。王大娘说，不如放个口风，说那鸡咱不想要了，谁喜欢谁拿了去。第二天，刘麻子就来拿了去了。

说到这里，本来有点难过的五婶突然笑起来。她说：“你别说这只鸡，最后还做了件善事，愣是让刘麻子戒了馋病，再也不敢胡吃乱吃啦。他吃了那鸡以后，全身的毛（眉毛、胡子，包括下身）脱了个精光。你五叔说，在澡堂里，刘麻子光溜溜的，像个大肉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