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想
因为疫情，宅家不能外出。每天除了做三顿饭，我常看些网络文章，选择好的抄写一篇，并用不很标准的“家乡普通话”朗读一下，保存在手机里。能出门时也早、晚去洛浦公园走走。这几天小区全封闭，出不去了。
江虎同志没有看书的习惯，家务事也插不上手，常坐在沙发上打瞌睡。我提醒他写写字，活动一下脑子，他总是拿起笔不知道写啥，每次我还要在报纸或书上给他找一段话，督促或站在旁边看着他写。真是觉得很无奈、很无语、很……
看着他越来越像个小孩子，各方面都依赖我，想到这一生所吃的苦，感觉婚姻是最大的失败。
从小因为父母没有男孩，常常受到世俗的另眼看待，特别是母亲听到一些闲言碎语就伤心落泪。我们姐妹四人幼小心灵中，都有着不服气、立志与世俗抗争的志向。所以，我读6年级时，就选择了同村、同班、同学李江虎，打算长大和他结婚。为的是离家近，可以照顾父母。当然，江虎也有魅力，长的帅，又是班长。
1973年，大学招生时，由于我当时在村里、乡（那时叫人民公社）里各方面表现好，被推荐到县里，后通过考试上了大学（长春地质学院）。三年大学生活，也有不少同学和原来谈的朋友分手，重新选择了同校、同班同学做朋友。我和江虎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和正常的朋友关系。一是我们毕竟是同学、同村，二是凭良心自己也不能把农村的对象抛弃，那是让村里人戳脊梁骨的事。
1976年毕业时，我自愿申请去西藏工作，临走前，学校给我们2周假，回家和父母告别。当时我就知道，回去是躲不过结婚这一关的。但心里还是害怕结婚，怕婚后怀孕在西藏没法呆下去。不出所料，当双方父母为我们的婚事相争不下时，我担心如果不结婚，会影响到双方父母以后的相处，就决定结婚。婚后一周我就离家去了西藏。
在西藏那几年，我忍受着身体、生活、心灵各方面的不适，努力做好一切份内份外的工作。三个月后，单位让我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大队党委委员、分队党支部书记。一年后自治区地质局要调我去局中心实验室担任主任。后因同去的同学要调去往驻地在格尔木的西藏地质五队，我必须选择和她同去。因为她是我大学同住三年，又一起申请去西藏的同学。
在地质五队工作一年后，我有机会升职，有机会上调拉萨地质局认职，我都放弃了。正因为江虎在老家，且还是一个临时工。调他进藏工作几乎没有希望，而不能在西藏扎根，就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
1981年初，国家大量删减在藏汉族人时，我放弃酷爱的地质事业，选择了调回老家工作。
回到洛宁老家，组织上把我分配在团县委工作。几年后，洛宁有了金矿，我主动要求调到地矿部门工作，也算是能发挥一技之长。
1981年我生了大女儿冬冬，1988年我们又添了小女儿飞飞。江虎也从陈吴粮店调到县粮食局工作。我们的家也由最早白天流浪、晚上住办公室，到拥有一间公房；由新城粮店家属院的两间旧房到南环路的自家小院。各方面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
1994年，我工作的单位由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改名为地质矿产局，我也由主持工作的副科升为正科。那几年，国家对矿业提倡“有水快流”的开发理念，地矿工作十分钟繁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