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
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
【翻译】
季康子问孔子说：“我早就听说过‘五帝’的称号，但不知道其具体所指，请问什么是五帝？”
孔子答道：“从前我听老聃（老子）说过：‘天有五行之气——木、火、金、水、土，按季节交替化育万物，其主宰之神称为五帝。’古代的君王，改朝换代时更改名号，都取法于五行。五行依次主宰朝代，终始循环、相生相承，也象征天道的意义。所以那些贤明的君王，死后便以五行之一相配。因此，太皞配属木，炎帝配属火，黄帝配属土，少皞配属金，颛顼配属水。”
在中国古史的记忆中，“五帝”的谱系宛如一幅瑰丽而有序的画卷，被世代传诵。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这一严整的五行配属体系，表面上是对上古贤君治世的哲学化总结，然而深究其里，不难发现，所谓“五帝”，不过是后世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了赋予政权更迭以天然合理性而精心编织的一套神话外衣。这套外衣以玄奥的“五行”学说为丝线，强行缝合了历史与自然，其针脚处显露的，并非历史的真相，而是权力对叙事的渴求。而剥开这层斑斓外衣，我们会发现，所有被追封的“贤明君主”，其治理的核心本质，其实是相通且朴素的，远非五行分野所能割裂。
孔子对季康子的回答，清晰地指向了“五行更王，终始相生”的核心逻辑。这并非单纯的历史记录，而是一套精密的合法性论证模型。它的精妙之处在于，将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提升为与宇宙自然规律（五行循环）同构的、不可抗拒的“天道”。
当一个新政权崛起时，它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向天下人解释：为何前朝会失去天命？为何我们才是天命所归？“五行说”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宣称，历史并非杂乱无章的兴衰循环，而是遵循着木→火→土→金→水的固定次序“终始相生”。因此，新朝的崛起，不再是血腥政变或军事征服的偶然结果，而是“火克金”或“土克水”般的天道必然。正如周人以“火德”自居，象征其取代了商朝的“金德”，乃是“火克金”的天意体现。这套话语，将政治权力的暴力底色，巧妙地隐藏在自然哲学的庄严帷幕之后。
因此，被纳入这个体系的“五帝”，其历史功绩与个人特质，必须首先服务于这套五行叙事的需要。他们的“被选择”和“被定义”，首要标准并非其真实的历史贡献，而是他们能否完美地扮演五行链条中那一环的角色。太皞之所以“配木”，是因木主生发，象征文明初创；炎帝“配火”，是因火主昌明，象征农耕与医药的进步。他们的历史形象，被强行塞进了一个预设的、符号化的哲学框架中。
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是：为何是这五位帝王？在先秦典籍中，关于上古贤君的记载纷繁复杂，名号与事迹也不尽统一。《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而《孔子家语》中孔子引老聃之言，则列出了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的另一版本。这种不一致本身，就暴露了“五帝”体系的人为建构性质。
这套体系的选择性极强。它必须从庞杂的古史传说中，精准地挑选出五位能够与五行一一对应的君主，并忽略或整合其他同样显赫的部落首领或文化英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裁剪”和“缝合”。那些无法被顺利纳入五行叙事，或其事迹与某一“德性”难以匹配的君主，便逐渐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了。
更重要的是，被选中的帝王，其事迹也被相应地“五行化”解读。例如，黄帝“土德”的定位，不仅因其有“土瑞”黄龙地蚓的传说，更因“土居中央”的象征，恰好用来论证其击败炎帝、蚩尤，一统华夏的“中央之位”。他的形象，从一个部落联盟的军事领袖，被塑造成了一个承载着“土德”天道、调和四方的哲学符号。历史人物本身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在这一过程中被极大地简化了。
当我们拨开五行的重重迷雾，去审视那些被冠以“帝”号的上古贤君，会发现一个深刻的事实：无论他们被分配了何种“德性”，其被后世称颂的治理核心，本质上是相似且共通的。这些共通的品质，才是一个政权能够获得真正认同与长久生命力的基石，而非那套华丽的五行外衣。
其一，敬天保民的政治伦理。 无论是《尚书》中尧舜的“钦若昊天”、“敬授民时”，还是后世对黄帝、炎帝开创农耕、解决民生的颂扬，其核心都在于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对百姓福祉的担当。这种“德政”思想，是超越任何五行框架的普遍准则。一个君主贤明与否，不在于他对应了“木”还是“火”，而在于他是否做到了勤政、爱民、节俭。
其二，开创文明的务实精神。 太皞结网罟、炎帝尝百草、黄帝制衣冠、建宫室、颛顼“绝地天通”整顿社会秩序……这些被归功于五帝的功业，无一不是远古先民在生存与发展中取得的重大文明突破。这些突破是实实在在的、改善人类生存状态的实践成果，它们源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与集体智慧，而非某种先验的“木德”或“火德”的驱动。
其三，天下为公的禅让精神。 在儒家的理想化叙事中，尧舜禹的禅让更是将“公天下”的精神推至顶峰。这种选贤举能的机制，所体现的是对公共利益的高度忠诚，其合法性来源于广泛的认同与推举，与五行相生的神秘主义天命观有着本质区别。它证明，最坚实的合法性，根植于人心向背，而非玄学配属。
“五帝配五行”的体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一次天才的创制。它用一套圆融自洽的宇宙观，为冰冷残酷的权力更迭披上了温情而神圣的外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叙事。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终究是一套为服务权力合法性而建构的叙述工具。
历史的讽刺在于，后世无数帝王孜孜以求地推算本朝之“德”，忙于封禅、改历、易色，试图将自己嵌入这五德终始的链条，却往往忽略了“五帝”之所以被后世铭记的真正内核——那超越五行符号的贤明治理：对民的仁爱，对事的开创，对权的克制。这套建构的话语本身，反而成了映照后世统治者是否真正践行“德政”的一面镜子。当权力只沉迷于为自己缝制“五行”的华服，而忘却了衣服之下应有的担当与德行时，再精妙的合法性叙事，也终将在历史的洪流中，褪尽其虚幻的色彩，露出苍白无力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