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名士孙绰，出身于寒门。虽说是寒门，并非字面上的寒门，他的曾祖父孙资是曹魏政权的四朝元老，在权力核心担任过很多要职，但都是秘书性质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到了孙资的下一代，便被逐出了权力核心。等到了孙绰这一辈，能够利用的政治资源更是少的可怜，于是便沦落为所谓的“寒门”。相比较贩夫走卒，孙绰这样的起点，已是常人难以企及了。
孙绰虽然出身低微，却是个积极入世的人，一心结交士大夫，以此提高自己的声望与地位。所以一旦获得机会，他便投身官场之中。在现代人看来，孙资的行为不过人之常情；可在尚虚清谈的环境下，孙资的行为就不那么高雅了，加上孙绰的放浪形骸，多少把自己也小丑化了，所以一直难被主流接纳。
尽管如此，孙绰还是与王羲之、谢安等一流名士处的不错，靠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文学才华。文学是神圣的，也是实际的，它属于少数人的标签与特权，因此它有极高的门槛。然而，跨过门槛是一回事，水平高低是另一回事，这就给寒门子弟留了一线机会。孙绰的文笔有多好？他用两句话道清魏晋风度，“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他给许多东晋名臣（王导、温峤、郗鉴、庾亮）写过悼文，亡者的后人将其中的金句刻石纪念，可见对其造诣的肯定。凭借文学这把梯子，孙绰为后世寒门的进阶开辟了新的历史方向。
如果孙绰只是一个文学家，那他还不足以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给他留名青史机会的人是桓温。桓温作为东晋中期的顶级名士，不仅身为驸马，而且军功卓著，北伐时一直打到洛阳，还拜谒了先帝的皇陵。可就在他收复了洛阳后，竟提出了迁都洛阳的要求，这可就为难死朝廷的上上下下了。站在道义的角度，桓温的要求绝对政治正确，直接拒绝多少有些丢份儿；可站在现实的角度，迁都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
首先，此时的北方五胡逐鹿、群豪并起。即使一时占住了洛阳，也是四下群狼环伺，加上战线拉得过长，补给又难以为继，长期守住是非常困难的，此时迁都无异于自取灭亡。其次，朝廷搬到了洛阳，从皇帝到大臣的人身安全全都仰仗桓温，这无疑是将刀柄交到桓温手中，而这正是皇权的大忌。最后，江南经过六十年的经营，虽不能够收复中原，但也足以与北方相抗衡，一旦困守洛阳，广袤的江南又如何能守得住呢？
就这么一件如此明白的事情，却成了东晋朝廷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对桓温说“不”，一则畏惧桓温的权力，二则担心现实考量最终被污名化。这节骨眼儿上，谁最适合站出来道出众人的心声呢？当然是小丑一般的人物，即便说错了话，犯错成本也不高，毕竟留下了小丑，也影响不到谁的权力，还能博众人一笑。
此时的孙绰，也许是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也许是英雄主义的催使，他勇敢地站了出来，以铿锵华美的词藻说出大实话：北方是万万是去不得滴，要去，那就请桓大将军替我们皇上去镇守吧。就这样，球被轻轻地踢到桓温脚下，虽然不高兴，但也无可如何，只能酸他两句作罢。毕竟无论是谁在洛阳，最终都不会有好结果，桓温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至此，朝廷上下总算可以长舒一口气，而孙绰也一跃成为众名士之冠。
从孙绰身上不难看出，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他能为他人创造的价值，而这价值既取决于他的才能，也与他的立场息息相关；我们常常怀疑故事《狮子和老鼠》的现实意义，而孙绰的故事不正是《狮子和老鼠》的现实版吗？小人物，也是可以有大作为的，永远不要低估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他看起来像一个小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