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概述（三）
经唐末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分裂的战乱局面，中国陶瓷工业发展到宋代，拉开了中国陶瓷工艺鼎盛时期的大幕，陶瓷产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官民并举”、共同发展的情形，并取得了惊世的经济、文化成就。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文化异常发达，且伴随着充满活力的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大规模介入，北宋京城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城市革命”，自此一改隋唐及五代十国时代，政商严格分离的封闭式的“里坊制”行政管理制度，开始全面实行政商不分、政商相融的开放式的街巷制。商业区不再受“里”、“坊”之限，扩展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居民区与商业店铺交互错杂，茶坊、酒肆饭庄比比皆是，包括勾栏瓦市、歌楼妓院等娱乐场所也相互争奇斗艳，北宋京城开封堪称在真正意义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大都市的基本模式和风范。正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高度发展，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至宋代终集其大成，达致顶峰，宋代国都开封更呈现出黄舒昺“汴京富丽天下无”（《新修祥符县志》）的盛世气象。而这等经济发达、文采飞扬的文明盛况，一如“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那样，富庶的宋帝国开始以成熟自信和开放的胸怀，向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阔步发展。可以想见，当时几乎占整个世界经济60%以上的北宋帝国,专门设置了主管手工业的政府行政机关“修内司”，管理和扶持各类工商作坊，使宋代工商业极度发达，加之对传统文化多彩多姿的传承、发展和开拓，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制瓷工艺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宋朝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获得无与伦比的发展和进步。毫不夸张地说，相较于中国整个封建历史时期而言，有宋一代，无论是哲学、伦理、教育、文学、艺术、医学还是科学技术、手工业等，可谓是百花齐放，达到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学者李约瑟曾为之由衷地赞叹道：“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科学方面都是如此”；现当代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为其弟子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一书所作的序中，心怀高亢、激昂，对于宋代文明也充满深情地慨叹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对宋代不世的文化成就由衷地景仰，溢于言表。而作为日常生活和典雅艺术都不可或缺的陶瓷业，承其盛世，在得享各种上善缘分的助益下，发挥的尤为出色，更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鼎盛时代，艺术成就堪称登峰造极，中国陶瓷由是进入了陶瓷发展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
宋代瓷业的繁荣昌盛，一方面是陶瓷作品烧制生产的景象极为壮观，广袤的中国大地，制瓷业成为当时最普遍的生产产业之一，熙熙攘攘，热火朝天，商贾、地主的民窑作坊可谓星罗棋布。那袅袅窑烟，如云蒸霞蔚，普济天下，映照出各窑口陶瓷技艺的璀璨之光。特别在陶瓷产业迅猛发展的大气候下，陶瓷工匠们依据和凭藉各自的地域优势及传统工艺文化，在窑口间的相互竞争发展中各显神通，极其有力地推动了对传统制瓷技艺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有宋一代名窑辈出，陶瓷作品硕果累累而又各具风采，终以博大的胸襟和激昂的抱负，成就了中国陶瓷史上宋代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以及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越窑系、建窑黑釉瓷系等八大窑系的辉煌，以及“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千古绝唱”的历史性文化成果。以此而论，有宋一代堪称一个活力四射的陶瓷时代，制瓷技术的广为传播和互济，不同窑口的竞相仿制和竞争，一如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样，波澜壮阔，营造出中国陶瓷史上一幅最为辉煌的历史画卷。自然而然，随顺潮流，天下响应者也各景其从，纷纷加入这陶瓷时代雄浑的合唱之中：大师巨匠，风流倜傥，制瓷技艺，不断创新，陶瓷硕果，前无古人。以大师的时代和陶瓷的时代来定位宋代，一点都不为过，其影响之深远和广泛，不言而喻。
尤为重要的是，由“朝廷亲设、内府制样、大匠造器、兵士供役”（李民举《宋官窑论稿》）的“国有”窑口在京师开封应时而立。宋帝王凭藉富有天下的财力优势，不计成本地选用上好原料烧造御用瓷器，来满足皇室贵族对祭祀礼器和奢华生活的追求。其由庄严与高贵所构筑起的陶瓷典范，彻底改变了过去“官搭民烧”或“民代官烧”的朝廷用瓷的制瓷历史，使中国制瓷工艺在皇家瓷窑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高度，并由此开创出中国陶瓷史上御用瓷器烧制的官窑制度。这种有目的的通过精严造器法度来追求经典的瓷器作品，在成为皇室皇权、政统、尊严、地位和财富象征的同时，也深深影响和振奋了整个中国瓷坛，并将中国青瓷的烧制艺术，推到了巅峰。
宋代陶瓷业的高度发达，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历史上鲜有如此隆盛的规模，窑口作坊遍布全国，其宏大的生产烧制能力，自然会收获丰硕的作品成果，使之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性的陶瓷王国。民国学者郭葆昌在其陶瓷专著《瓷器概说》中也为之道：“北宋名窑最多，定、钧（窑建于宋初，在今河南禹县，其地有钧台，因名钧窑，至今尚存）、东（即开封东窑）、汝、官、龙泉、哥、弟诸窑。”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宋一代，在风格迥异，窑口体系特点明显的一批名窑脱颖而出时，无数产量较少但独具特色的小型民窑也炉火熊熊。它们在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的同时，更为百姓生产烧制出大量日常生活用瓷。
从陶瓷烧制技艺上说，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钧四窑包括龙泉窑，都是在宋代达到制瓷技艺的巅峰，不仅依靠氧化铁呈色的青釉获得稳定的发展和提高,还开创出以氧化铜呈色的“出窑万彩”的钧瓷；而景德镇窑和建窑、吉州窑等以丰富多彩的颜色釉和黑釉著称于世的陶瓷窑口，也获得长足的发展，烧制技艺成熟，产品畅销四海，影响极为广泛。在瓷釉配制工艺方面，北宋官瓷首开厚釉作品先河，改变了南方青瓷和汝瓷釉水寡薄的传统制瓷技艺，用富含碱性金属离子的钾长石和钠长石取代钙长石，并增加釉中石英的含量，创造出极具玉质感的石灰碱釉，这种碱性釉高温的粘度大，与传统石灰釉的高温流动性有很大的区别，烧成过程中不易流釉，可以通过多次施釉以达到对釉层厚度的工艺要求。这种石灰碱釉的创造，直接改变和完善了中国传统青瓷的制釉工艺，堪为我国古代青瓷釉料配制工艺技术的一大创新，还开创了中国陶瓷多遍施釉的工艺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青瓷的烧成品质，彻底改变了传统青瓷釉水寡薄的简陋状况，其崭新的艺术成果，还反哺了南方传统青瓷，为后来的南宋官瓷以及龙泉青瓷所传承，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北宋官瓷在制瓷工艺上，还是纹片釉的鼻祖，本来釉面开裂纹片是一种工艺缺陷，但北宋官瓷通过染线工艺，把釉面开裂的缺陷升华为瓷坛一绝，在耀青流翠的釉面上获得“纹犹鳝血裂冰肤”（乾隆语）的艺术效果，不仅改变了青瓷单一的釉面，其突出的冰裂纹片，纵横交错，活泼飘逸，尤如水波粼粼、涟漪道道，诗情画意之美感可谓神韵天成。再有，北宋官瓷还首创了“紫口铁足”之美，不同于南方青瓷以含铁量较少的高硅瓷石做坯体，北宋官瓷反其道而行之，使用含铁量较高的胎土，在高温烧制过程中，作品器口因挂釉较薄，在深色胎体的衬托下，微微泛紫，底足未施釉处赤褐如铁，这即是北宋官瓷的“紫口铁足”之美，不同于长沙铜官窑工艺彩绘的改变，北宋官瓷是通过高温还原烧制——火的艺术，突破并改变了中国传统青瓷单一的釉色，此也为北宋官瓷对中国传统青瓷又一项工艺贡献。
此外，宋代开始将煤炭用于日常生活，特别在北方煤炭产地，用优质煤取代木柴作为烧窑的主要燃料，极为普遍，这为大量的考古发掘所证实。煤炭升温高，保温时间长，可以保证瓷器的胎料、釉料、包括彩料等通过高温烧制，充分进行化学反应，对改善窑炉的热工和烧制工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器物的造型和装饰方面，受宋代汉文化高度发展的影响，宋代陶瓷崇尚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和古玉器的造型，追求和表现汉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所创造的作品，讲究“图必有意”的文化象征意义，风格极为朴实典雅，简洁明快，表现出纯粹的汉民族精神，不同于唐代陶瓷的雍容华贵和兼容并蓄的异国情调，也没有明清瓷器那么繁缛纤细，色彩艳丽和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宋瓷“制器尚象”的创作原则，以及致力形而上自然、平淡境界的艺术追求，正朔中国传统文化之源，尤其在工艺技术上一丝不苟，制瓷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说宋瓷作品端庄、肃穆，气魄宏大，无任何花俏轻浮之感，切实保证了其以美求简，美为简魂的艺术格调，极富文化魅力，乃至在世界陶瓷艺术史上都享有极高的声望。
在市场经济方面，宋代承接唐代丝绸之路的传统，开拓出包括两条海路在内的“陶瓷之路”，王朝大力推行“一切倚办海舶”的商贸政策，奖励外贸，不遗余力推动陶瓷贸易的发展和建设。广州、泉州均设置市舶司，由政府直接管理航运业务，中国大量精美的陶瓷产品，主要通过这两大商港通达海外五十余国，远输世界各地，非但额度非同小可，且畅销全球长达千年之久，致使中国瓷器，包括制瓷技艺，为世人所熟知，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为成功的媒介，其影响不言而喻：从亚洲、非洲到欧洲、美洲，宋王朝精绝的陶瓷艺术光灿天下，中国瓷器行销世界，无疑也是一种规模空前且长久的文化交流。据记载，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贩运中国瓷器到欧洲时，瓷器的价格几乎与黄金相等，华贵珍罕。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考察中世纪陶瓷贸易的历史后，在其《陶瓷之路》一书中也不乏感慨地说：“陶瓷是跨越中世纪东西方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先生对中国陶瓷造福人类，以及陶瓷艺术传播世界各地，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渠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英国考古学家惠勒更对宋代中国陶瓷跨海赴英的史实充满敬意，他也由衷地赞叹道：“10世纪以后的坦葛尼喀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确实，陶瓷之美不会倏然消失，它在最大程度上象征着中华民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即使打成碎片，它美妙的光芒也会闪耀照人。从很大的意义说，中国瓷器世界输出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文化交流史而言，既是商业的胜利，更是文化的胜利。尤值一提的是，九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苏雷漫游中国，对中国瓷器的艺术品味感触尤深。在他851年完成的游记中，用深情的笔墨，对中国青瓷独具风采的艺术成就，以予特别的推崇，以至于先生以瓷器来称呼中国。英文“中国”即“CHINA”一语，即源自苏雷对中国青瓷之称，以至于后来约定俗成，许多国家和民族，称谓中国与瓷器等同，亦即以瓷器之名称谓和象征中国(如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其实就是缘于中国古代陶瓷无与伦比的艺术创造和经久不息的辉煌影响所致，由此也可见中国陶瓷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了。
总之，有宋一代，灿烂多彩的中华文化风云际会，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一些独具慧眼的学者在论述宋文化的精髓时，也由衷地认为，宋代两“词（瓷）”，即宋词和宋瓷，乃是宋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汉文化的核心，文化成就与艺术创造无与伦比，绝响天下。（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