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继续阐释“逍遥游”。于丹说：“‘游’告诉我们，人想要体验逍遥，必须要有一种动态的系统。”怎么是“动态的系统”呢？于丹说：“也就是说，让你生活有更多的灵动，不要让它僵死，要善于打破常规。”生活本来就是动态的，谁的生活能够静止？即便你想让生活“僵死”而保持长生不老，时间还总是流逝的。我们不能确切知道于丹到底在表达什么，但有一点可以明白，那就是于丹认为“体验逍遥”就必须“善于打破常规”。

为什么要“善于打破常规”呢？于丹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真正稳当的东西都处在动态之中。”原来在于丹看来，保持动态就是打破常规，就能够“体验逍遥”。然而“保持动态”与“打破常规”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动态”本身就是一种常规呢，我们还要不要“打破”？比如于丹说的陀螺旋转，要想陀螺保持平衡，那就必须让它旋转，这正是基本的“常规”。也就是说，我们要让陀螺保持平衡，必须维护而不是打破这一“常规”。于丹自己找了个反面的例子。这个例子只支持于丹说的“动态是最好的平衡”，而不支持她说的“打破常规”。

然而，“动态是最好的平衡”吗？于丹说，自行车要平衡就必须动起来。但于丹也说了：“自行车如果静止摆在那儿的时候，得靠车支子才能立住。”这时候的“立住”恐怕是更安全的平衡吧！自行车如此，如果换了四个轮子的汽车呢？就更不需要“动态是最好的平衡”了，并且进退自如，反而在行进中更有“失去平衡”的可能。

这些片面的道理本不值得一驳，但足可用来说明于丹论述逻辑的混乱。我们想，这些论述第一没有说明动态就可以“逍遥游”，也没有用来开启下一个话题：“每个人看见的世界大体相同。但每个人得出的经验与道理却大相径庭。”这一大段文字孤立地放在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除了凑个篇幅之外，就是再次暴露一下于丹的思维混乱，并且是打着诠释“逍遥游”的旗号的一次思维混乱。

接下来于丹又一次突兀地进入另一个话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每个人看见的世界大体相同。但每个人得出的经验与道理却大相径庭。”对待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确实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但要说“每个人得出的经验与道理却大相径庭”就彻底错了。实际上，所谓哲学不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吗？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各具特色，但在“道”这一问题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即便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的“经验”，先哲们也是共同感受到了“大道已失”、“昏上乱相”，并没有什么“大相径庭”。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作于丹的不严谨而得出的片面武断结论。她的本义应该是：“每个人看见的世界大体相同，但不同的人得出的经验与道理却可能大相径庭。”于丹分析其原因是两点，“第一是智慧，第二是慈悲”。前者决定“我们有没有能力从一草一木得到启发”，后者决定“能不能以一种善良在一花一叶上体现关怀”。于丹的论述在于后者。

于丹说庄子就是这样一个到处可以体现关怀的人：“庄子对于一个葫芦、一棵树、一只小狸猫、一只小鸟，都抱有慈悲。他会自然而然地尊重它们先天的物性，从来不以一种人为的标准去刻意地要求改变。”庄子尊重道而奉行“无为”，这是对的，但这是不是出自庄子内心的“慈悲”呢？

我们知道，在庄子哲学里是不可能出现“慈悲”与“不慈悲”的。庄子提倡的恰恰是“无情”。所谓“情”，就是指人的喜怒哀乐好恶等情感，也包括于丹强加给庄子的“慈悲”。《德充符》中有一段惠施与庄子的对话：“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庄子对“无情”有明确的解释：“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也就是说，庄子并非没有人情，而是不让这种人情伤害到自身，是顺其自然而不人为增益。如果对事物“抱有慈悲”，那就是“有为”而“益生”了，反而会影响它们的天性。

当然，于丹无意于此，她要论述的是后半截：“他会自然而然地尊重它们先天的物性，从来不以一种人为的标准去刻意地要求改变。”于丹似乎要用一个故事说明这个庄子这一思想。这个故事的原文是这样的：“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無所用之。”说宋国人向剪短头发、身上刺着花纹的楚国人卖帽子，楚国人自然是用不上。要想知道庄子用这个寓言来说明什么问题，必须结合下文：“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尧治理天下而四海升平，去拜见四位得道之士，不禁茫然而忘身居天下之位。对于得道之士而言，天下之位犹如章甫之与楚人，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宋人比喻尧，楚人比喻四子，而章甫比喻天下之位。

这是《庄子》中用寓言说明另一个寓言的典型手法，而这两个寓言的寓意在于说明“神人无功。”这个意思是非常明显的，而于丹却说：“庄子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以自己想当然的价值观去评估这个世界。”对庄子思想如此歪曲，其后的“心得”还有可观之处吗？

于丹由这个错误的结论更得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心得”：“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感到愤愤不平，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带有成见。”何谓“成见”？“成见”是对事物的一种执拗不变的看法，犹如偏见，属于片面或错误的看法。那么，每当我们对某一事情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是不是成见在作怪呢？比如看到知法犯法而逍遥法外，比如看到欺贫凌弱而气焰嚣张，我们都会感到愤慨。我们对任何社会不公的愤愤不平来自哪里？来自我们的“成见”吗？显然不是，而是来自起码的道德意识和正义感。我们无法知道于丹看到贪污腐败的报道会做何感想，莫非会很“淡定”？可能是吧，她怎么可能和我们一样“带有成见”呢？

我们不知道庄子听到于丹读自己的著作居然得出这样的“心得”会做何感想。但我们知道，庄子看到当时的黑暗政治发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感慨，是带有多么大的“成见”啊！于丹从《庄子》读出了“有什么样的眼睛，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为什么庄子做不到“触目生春”呢？

于丹“愤愤不平是因为带有成见”的怪论，不仅是对庄子思想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所有有良知的人的一种污蔑。于丹此言一出，我们看到了于丹的内心，原来那里才是最大的“成见”所在。

于丹借《庄子》之名宣扬的这种思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放弃对所有社会不公的愤慨。非但放弃，还要自责。自责自己为什么会带有成见，为什么会像去“断发纹身之地”卖帽子那么“缺乏智慧”。这如果不是愚民思想，还能是什么呢？于丹对《庄子》的理解越来越错，离《庄子》越来越远，其“心得”也越来越不可思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