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张爱玲

“有我父亲的家，那里我什么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张爱玲说。

如此看待父亲，是悲观，是失望，还是更多的无助，心有伤痛？

她同样厌倦了这灰色的门楣，灰色的气氛，灰色的人群，她眼里的一切开始是灰色的了，或者多年沉寂的茫茫然然，在调和、植入后散发的色泽，唯有此色可以担当。

她厌倦这个家，厌倦这种生活，但她无能为力。

每个假期，每个周末，她不得不回到这个苦闷而阴沉的地方，听两个烟鬼的一阵阵轻咳，呼吸这一团浑浊的空气。她会在这样的暮垂下做些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做的事情，比如看书、画画，遇到年上和一些节日，做一些卡片等等，最多的是写字——都是些寂寞的活路，自己的游戏，自己和着打发孤独时间。

偶尔她也作诗，父亲看后蛮是欢欣，也指点一二，与之探讨，这可能是张爱玲最喜欢最期盼的事情了。在这段黑白分明的日子，这是唯一的一抹彩，一抹朝气。这个时期的张爱玲，无论在家，在学校，都是抵触在某个角落里的一撇烟尘，灰灰的，寂寂的淡淡飘荡和沉浮，索离、孤独、自我。她的视角由此打开的一扇无形的窗，外面的世界既遥远又迫近，她在自己的城池中央，在人世间的背面，一一冷然旁观，便有了数，作了描摹，定位清晰而准确。

她要离开这儿，离开这个家，她要去一个能摆脱灰色、摆脱桎梏的天堂，自由歌唱。她是憧憬的，也有打算的，她为自己一步步地设计前景，那么美好而又触手可及，只要自己足够优秀，足够努力。

圣玛利亚女子学校，对于学生的发展和机遇都是十分有利的，出国留学的几率非常高，只要你有本事，成绩够突出，被选拔的机会许多。张爱玲一早就瞧准了这个，所以，在英文方面非常用功，常常将中文翻译成英文，熟稔后再将英文翻译回中文，如此反复便是熟能生巧的最原始也是最有用的一种做法。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来源于恒心、决心和耐心，天才张爱玲亦是如此。

身在外国的黄逸梵，一直放心不下的，也许只有这个孤僻、孤独而又给予了她许多希望和寄托的女儿了。几度来去，基本都是为了一桩子事——张爱玲的读书问题。这一因素起码占据着她回国理由的最核心位置。

1937年，黄逸梵为了张爱玲赴外国留学的事情，特地回了上海。

托人约谈张廷重几次。张廷重都始终避而不见，无可奈何，最终只得由张爱玲自己向父亲提出。

母亲出面都无望的事情，自己说去，行吗？

牵扯一生的大事，最重要的是可以离开这个家，张爱玲多次鼓励自己，非说不可了。

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回家后，便也顾不上高傲冷漠的性子，张爱玲找了一个自己觉得适合的时间和空间，便当着正吸大烟的孙用蕃，诚恳地向父亲禀明了要出国留学的想法，并请求父亲答应、支持。但是，这个要求对于当时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大项支出都用于买大烟的家庭，无疑是加重了负担，后母和父亲不用衡量和商量都会断然拒绝。事后，张爱玲见到父亲便越发冷淡了。

黄逸梵回国，自会和张爱玲相见。这时的张爱玲，和母亲之间会得知母亲的讯息后，张爱玲内心兴奋也特别期待，于是向父亲提发生微妙的情感背离吗，或者其他?

出了去陪母亲住两个礼拜的请求，父亲答应了。但是，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没有与之请假或告知，也为后来家庭裂痕的引爆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中回忆起后母起初在母亲提出这个出国要求后的鄙夷和不屑：“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这些话对于要强、脆弱的张爱玲来说，这个她心目中的外人如此来践踏自己的母亲，可想而知当时的气愤、难过、无奈、伤悲。无处安放的苦痛，如何释放？

我们只能感触或猜度，无法真实地走进张爱玲那一刻的心境，我们都在寻思觅迹中剥茧着人性的一抹初心，而谁最终能拨开这迷雾里最为坦白的结果？走向很明了。

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张爱玲舅舅一家也住了进来。日军攻击了闸北，上海地区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黄定柱一家老小从芜湖搬回来后，因姐姐回国住在这个饭店，自然也就进来了。这儿最重要的是相对安全，战争无情，但是战火的延伸和波及面有时还是有一定的定数，有些地方日本人暂时不会踏进去。于是，这里就成了黄家人聚拢的一个好地方。择时择日择地，算一次无意的圆满相会。张爱玲到底高兴吗？这样的一家人，这样一次久不见的氛围，应该是欣喜，新鲜的，充满了温暖的。

实则不然。张爱玲表妹黄家瑞后来回忆说，姐姐是“一个既热情又孤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