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们讲一讲宝塔山的故事吧。

我奶奶的妈，我太奶奶以前住在扫帚巷，那块地方叫宝塔山街道。她最开始也不住那里，住河对岸中华门的藏兵洞。不知道你们来南京旅游过没有，中华门藏兵洞也算个景点了。瓮城城内东边那个角落，现在是草地，圈在围栏里面，以前太奶奶就住最靠里的俩洞，一个住人，一个堆杂物和垃圾。我爸淘气，沿着城墙往上爬，太奶奶在下面骂他小炮子子。

几年之后家里搬到了护城河对岸的宝塔山，现在大报恩寺琉璃塔地基的位置。

宝塔山是老百姓的俗称，在建国的时候变成了官称，除了一些专家学者，没人知道为什么这里叫宝塔山。出了长干门过长干桥，左转是扫帚巷，走到巷底右转是个上坡，依次是宝塔根、宝塔巷、宝塔顶，统称宝塔山街道。那片一直是贫民窟似的棚户。扫帚巷最开始住的都是苏北逃难来的人，在这里扎扫帚卖扫帚为生。

后来搞运动，建了公共厕所（南京把厕所读作茅厕si，公共厕所不叫公共茅厕，叫大茅厕），整个宝塔山告别了污水四溢。小时候我不爱去那个厕所，冬天也臭。但我喜欢厕所门口石台子，又高又窄，中间凹下去像匹马，骑上去当个英雄。

我很小的时候，分不清那么多太爷太奶奶，大人就告诉我，去找“去扫帚巷，找宝塔山的太太玩。”初中学了《台阶》，我就去宝塔山那条巷子数别人家台阶，我们家是八层，别人家都是两三层，五六层。

八层不好，八层没有书里写的九层高。

宝塔山街道大约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各家都沾亲带故，听小道消息说，我奶奶还比我爷爷大一辈。但我不喜欢宝塔山，那里家家户户都透露着穷人的狡黠，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能砸锅摔碗。我每次读到蜗角触蛮的故事，便会想起宝塔山。

太奶奶是改过嫁的，所以亲戚关系更复杂。大儿子和二儿子一拨，大女儿小女儿和小儿子一拨，互相不对付。太奶奶走的那天，灵堂摆在老宅，大儿子因为遗产的事，带了一帮地痞来闹灵堂，家里其他男人出去买纸钱和鞭炮去了，只剩下外孙媳妇、侄孙媳妇和几个孩子。一帮人把灵堂砸了就走，倒没难为妇女孩子。

后来我一个表叔说，这要是那天他们早来半个小时没准真变成械斗了。

宝塔山东边，靠近李鸿章的金陵制造局，有座三藏殿，建国后改成正学路小学，我爸在那上的学，三藏殿的偏殿改了小学的仓库。金陵制造局原址建起了晨光机械厂，就近招工，宝塔山很多人都进了机械厂。前些年有个很火的纪录片，请了机械厂的一个老车间主任，讲当年研发导弹多艰苦。我爸一看，这不我们家徐舅太爷么。

宝塔山往西，现在的检票口的位置，有个碑楼。以前这个赑屃就藏在民居里，洗衣洗菜洗孩子都在赑屃脚底下，我爷爷告诉我这是“乌龟驮石碑”。中学读了鬼吹灯，还幻想着宝塔山地下有大墓等着我。

宝塔山这块地方历史太悠久了，三国时期这里就有佛寺了，孙权修的建初寺，宋时还有长干寺。

朱棣修大报恩寺，烧制琉璃瓦建造琉璃塔。这座塔建成后，灯烛彻夜不熄，佛塔无论何时，都熠熠生辉，安徒生在小说里描述这是一座中国瓷塔。

整套琉璃构件、琉璃瓦和白瓷砖大概有三千件，朱棣做了三套，一套建塔，两套编号埋入地下，塔身有损坏时上报皇帝和工部，按编号取出修理。

后来大明的皇帝没了，工部还在。再后来塔毁了，工部也没了，最后连皇帝都没了。

建国之后，在附近挖出过很多有墨字编号的琉璃构件，分别藏于国博，南博和市博。南博展出的一套琉璃拱门，是琉璃塔的窗门之一，顶上有大鹏金翅鸟，两边分别是龙子龙女，飞羊狮象，非常精美。但这不是原版，是官方和民间收藏品的拼凑。

2000年之后，南京一直在酝酿着重修大报恩寺，拆迁工作也慢慢开始了。

二十年前的拆迁嘛，正是分肥的时候。我奶奶开始还不情不愿的，觉得离婚不好看，会被亲戚笑话。最后咬咬牙办了个假离婚，家里凭空多出一套房和一笔钱。

那个苏北人李老头借钱修的、用了不少明城墙城砖的、镇压在舍利子上面五十年的老宅，随着三个老姊妹的签字，拆了。

2008年在遗址考古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宋代长干寺地宫，地宫里有一个大铁函，经确认，这是阿育王塔铁函。铁函里有乔达摩悉达多的头顶骨舍利，与记载中的外形一致，世界唯一。

这件事给酷暑里的南京人带来了非常多的闲话，电视直播开函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看。奶奶看了半天，嘀咕一句：

“这地方不是以前的大茅厕si么？”

我爸也看了好久，终于确认，“舍利子埋在公厕下面啊……”

后来遗址公园建好了，爷爷奶奶仗着老年卡免费，去过一次，回来很高兴地告诉我，那个塔底座的位置，就是我们老宅的位置。

每次从高架上路过中华门，都能看见琉璃塔在城墙边静静地站着，游人来来往往，导游高谈阔论。却很少人知道，宝塔山还生活过这么一群人，一群家长里短砸锅摔碗的苏北人，一群晨光机械厂为共和国奉献的工人，一群为了拆迁分房假离婚的精明人，一群不波澜壮阔也不宏大叙事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