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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同志...问一下...这趟火车...是去哪儿的？”“终点沈阳。”窗口售票员回答着，同时望向问话人：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面容黑瘦，嘴唇干裂，神情有些胆怯而窘促，但眼神却透出一丝坚定。“要买去沈阳的票吗？”售票员一边问一边又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女人：头上的围巾遮挡不住满脸的憔悴，破旧单薄且不太合体的衣衫，拢着疲惫的身躯。身体前倾，背上的包裹似千斤重。“嗯，买！”女人说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沓纸币递给售票员，虽然都是皱皱巴巴的，却叠的很整齐。“就买一张票，这些够吗？”女人问道。“够，还有剩余。”售票员一边将剩余的钱递给女人，一边打票。

    当女人将所剩无几的纸币叠好重新放进内衣口袋，拿起车票转身的那一刻，一声婴儿的啼哭传了出来，售票员惊异的看向女人：原来她背上背着的是一个婴儿！

    女人连忙走向候车区寻找座位，一个孤单、凄清的背影迅疾消失在售票员的视线里，只留下她满眼的酸楚......

    这是40多年前，四川的一个小镇的火车站售票厅里留下的一幕，看似平常的画面，却在这个女人生命的刻度上成为永恒的一帧。命运就此改变，一张车票重新点燃了她的生命。

    这个女人，就是现在老家堂妹的婆婆 -- 周大娘。本姓：曾，如今已是耄耋之年。

    周大娘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自小聪明伶俐，清秀可人。虽然那时的孩子能上学的寥寥无几，且根本也上不了几年就都辍学了；但周大娘是上学的孩子中识字最多的一个。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周大娘学会了一切家务和农活，无论学什么，她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成了家里家外的一把手。

    那个年代，村里的娃们都约定俗成的早婚，周大娘也不例外，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十七岁那年，嫁给了邻村的一户比较富裕的人家。

    婆家除了耕种之外，闲暇时做点小生意。丈夫比周大娘大一岁，农忙时跟着公公时不时的做做农活，农闲时就经常外出，看上去很忙碌，但实际他做事情很少能专心致志，甚至有些偷懒耍滑。

    结婚后最初几年，小夫妻还颇为恩爱，有说有笑。可随着公公的一病不起，常年卧床；加之孩子们的陆续出生，家庭负担越来越重，生活也每况愈下，夫妻两就经常吵架。

    起初，丈夫对周大娘是挑着挑那，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不对；而周大娘考虑到家庭遭受变故，家里人心里都不好受，所以就总是忍让着，不与丈夫针锋相对地吵，多数时候都只是辩解几句就默不作声了。

    然而，妻子的理解和体量并没有得到丈夫的感知，而换来的却是破口大骂甚至是殴打。特别是丈夫酒后，更是变本加厉，拳脚相加是家常便饭，有时还手持东西打她。有一天深夜，周大娘和孩子们都睡着了，丈夫醉醺醺地回来了，可能是看到孩子都睡着了，也心生怜悯，他进门后没有出声，而是抄起角落里农活用的绳子，直接将周大娘绑了起来，随即用毛巾塞住了她的嘴，接着抽出腰带一下又一下的抽在周大娘的身上，打得她连连翻滚......

    周大娘曾几次背着满身的新伤和旧伤回到娘家，母亲几次都是劝慰她：“他也知道打你不对，在我们家人面前，也下过跪，发过誓了，可就是很难一下子改正。咳！人啊！就是命啊！慢慢来吧，等孩子们大了就好了。”母亲不是不心疼女儿，看着伤痕累累的女儿，她心如刀绞；可想到还有三个幼小的孩子，怎么办啊？为了孩子，只能将就过啊。

    而在那个年代，女人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根深蒂固，都认为：好日子是过出来的，苦日子是熬出来的。那时，距“家暴”这种行为的定性和认知，是何其遥远。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熬过，周大娘的心早已支离破碎；但“生”的信念却愈发强烈。

    在又一次暴打后，她终于下定了决心：逃离！！！

    读到这里，您也许会疑惑：为什么不早点走啊！其实周大娘早在“家暴”初期，看清丈夫的嘴脸后，“逃离”的想法就在脑海中多次闪现，只是一次次的都被难舍的骨肉亲情压了下去。她舍不得抛下她的娃们：大儿子6岁；二儿子3岁；而怀抱的三儿子，才刚出生5个月。天下母亲哪有不顾孩子，说走就走的啊！一想到“逃离”，再看看孩子们，周大娘的心里就如滚油烫过一样难受。

    但最终，生的欲望战胜了一切。

    一天晚上，丈夫不在家，周大娘悄悄地收拾好随身携带的物品，把娃们的衣物整理摆放好，泪流满面地看着已经熟睡的大娃和二娃，良久，她默默地背起最小的娃，悄悄地独自离开了村庄。起初一段路，她走走停停，不时地回头望，她的心还系在另外两个娃的身上。但她知道，她的脊背太柔弱了，纵有万般不舍，也根本不可能把娃们都带走，继而，走着走着，步伐就越发坚定了。她翻山越岭，孤独前行，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次日傍晚时分，精疲力竭的她终于到了火车站，便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火车缓缓进站，她站在站台上，最后朝她逃离的那个小村庄的方向望了望，毅然踏上了北上的列车，直至那个未知的终点 -- “沈阳”。

    在后来的讲述中，我问周大娘为什么选择“沈阳”。她说：“当时，只想着离那个小村庄越远越好。不是我选择了沈阳，而是沈阳选择了我。”

    当列车驶入沈阳站，她下车后，茫然和孤独就像北方的寒风一样袭来，瞬间打透身心。当时正直深秋，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可周大娘身上穿的还是单薄的衣衫。因为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她下车的当天没有出车站，而是在候车厅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车站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情况后，将周大娘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后来经派出所领导介绍，便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儿，年轻时的周大爷。

    当时，恰逢周大爷的妻子难产刚离世不久，留下一个约两个月大的女娃。周大娘便将女娃视如己出，将两个孩子一起哺育成人。

    年轻时的周大娘心灵手巧，淑惠贤良，家务、农活样样精通。她把家里整理的井井有条；对丈夫和孩子们照顾的无微不至；与邻里、亲戚之间相处的特别融洽。周大爷像捡到个宝贝一样，对周大娘也是知冷知暖，关心备至，疼爱有加。就这样，他们相濡以沫、珍惜倍至地走进了后半生。

    后来，两个孩子都长大成人，而且非常优秀，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在城里买房买车，成家立业。便将两位老人接到了城里，享受儿孙满堂、天伦之乐。

    而后，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我堂妹的丈夫，就是周大娘当年从四川的那个伤痕累累的小山村背出来的那个小儿子 -- 周建业（已改姓氏，随周大爷姓）。

    由于当年周建业太幼小，母亲的遭遇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成长。因为自他记事起，他的父亲就是周大爷，别无其他。而且，周大娘原本就是一个懂得事理、秀外慧中之人，平时根本不会提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以这个小儿子小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母亲的遭遇。只是对于我们这些无论怎样忙，只要回老家过春节就必须去看她的晚辈们，周大娘才偶尔敞开心扉聊起她那鲜为人知的过往。所以，周建业是成年后才逐渐解了母亲从前的一切。

    交谈中得知，周大娘此生最大的遗憾不是嫁给前夫，而是没有把那两个儿子也带出来。这么多年，她心里一直惦记着当年被她留在小村庄里的那两个儿子。她曾让小儿子多次写信联系那两个儿子，可所有的信件都被退了回来，写着：查无此人。至今仍杳无音讯。而周大娘说：“可能他们是恨我这个把他们丢下的娘，应该是不愿意联系我吧。”当聊到这段话题，她满脸黯然神伤，瞬间湿了眼眶。

    听过周大娘讲述的我们，心里都是五味陈杂。

    我们时常抱怨人生的不易，带娃的辛苦，生活的艰难，命运的不公等等。可比起当年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着涅槃重生的人，我们现在的生活不知要好过多少倍。虽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社会缩影，但时代的脚步是一直向前的，社会是一直进步的；而反观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和思维中的林林总总，多半是退步的。所以有一则社会定律：物质生活越丰富，精神生活就越匮乏。因而大多数人的挫败点位特别低；生活的抗压力特别弱；自我调节能力特别差；向阳生长的力量非常小。譬如当今患抑郁症的人数愈来愈多，都是生活所迫、都是压力大造成的么，不见得。

    而那些真正的经历过生活的风浪，历尽过艰难险阻的人，往往都会有正心、正念、正能量；更有几率实现大写的人生。

    所以，特别是那些体验过冰火两重天、置死地而后生的人，很难与鸡毛蒜皮计较轻重；也从不与怨天尤人争执对错。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方向。

    正如周大娘所说：“人，如果到了崩溃的边缘，濒临绝境时，往往会迸发出强大的力量，向着“生”的方向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我这一生，就像一个剧本一样历尽艰辛、跌宕起伏。从身心欲碎、万念俱焚到浴火重生。用一张车票点燃了我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