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5月26日，莫高窟的王道士照例来洞窟里清理积沙，前两天他雇的工人杨某提起过第16窟回音空洞、可能有暗室，王道士便多留了个心眼。当把甬道里的沙子清理干净后，他发现洞门居然真的可以打开，打开后他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这个不足7平米的方形窟室里竟然堆满了书卷，从佛经、古籍、账册、历本，到织绣、绢画，法器、拓片……应有尽有，堆地像座小山一样。

这个密窟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里面藏有4世纪到14世纪的五万多件历代文物，是20世纪初我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发现藏经洞的这个道士叫王圆箓。

01

王圆箓原本是湖北麻城人，早年家中贫困，为了生计，他在酒泉巡防营当过兵，后来又当了道士，四处游走，机缘巧合下才来到敦煌莫高窟。

十九世纪末的莫高窟很是荒凉衰败，山崖间的通道因为战火多数已经被毁，崩塌的洞窟被倾泻下来的黄沙掩盖，只有些喇嘛偶尔过来住一下，压根没有人看护打扫。

王圆箓来到莫高窟后香火渐旺，他把三年来信徒们布施的钱节省下来，准备修整翻新莫高窟。第一步就是清理沙石。

发现敦煌藏经洞的1900年5月26日，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日子。按理来说，王圆箓也应该是一个被历史赞扬的人物，但事实上，百年来对他的评价一直争论不休，他背负了非常多的骂名，甚至成了“莫高窟的罪人”——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一个来到莫高窟，用14块马蹄银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24箱经书、5箱佛画和织绣品，多数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

1908年，法国伯希和来到敦煌，用500两白银买走6500多卷写本和画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376帧。

1911年，日本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的探险队到达敦煌，买走400多卷文书和2尊佛像。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带走5大箱经卷。

紧接着俄国人奥登堡率考察队到莫高窟，剥走263窟的多幅壁画，拿走几十身彩塑，还带走几大车的文物，现有1万余件敦煌遗书藏于俄罗斯。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化学胶布粘走了莫高窟多个洞窟的唐代壁画，还劫走了一尊彩塑供养菩萨像。时至今日我们走进这些洞窟的时候，壁画被粘走的痕迹仍然触目惊心。

至此，敦煌藏经洞的绝大部分文物都流失到了海外，一度导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陈寅恪先生也因此发出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感慨。

在1907年至1925年间，本属于莫高窟的瑰宝遭到多国的偷窃掠夺，给莫高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铁骨铮铮的事实。

于是愤怒的洪水向王圆箓倾泻，有人痛骂他是“卖国贼”，为了区区几百两就把这样的无价之宝给卖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02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王圆箓立刻带上两卷经文、徒步走了50里赶去县城找当时的县令严泽，希望引起官老爷的重视。可惜这位知县不以为然，只把这两卷经文当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两年后敦煌来了位新知县汪宗翰，这位进士知县对金石学很有研究，王道士又赶去向他报告。汪知县倒是当场带队去了莫高窟，但只留下了一句轻飘飘的“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顺了几卷经文就走了。

两次碰灰还没有让王圆箓心灰意冷，他觉得不能只指望当地官员，就从藏经洞中挑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去了肃州，也就是今天的酒泉。

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了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后，最后得出了可笑的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我的书法好”。

就此了事。

又过了几年，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索取了部分古物，令人遗憾的是，他也没有下定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到1904年，发现藏经洞后的第四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推给一个渺小贫穷也没有权利的道士。

王圆箓实在没有办法了，壮着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封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遥远的西北戈壁滩上这样的“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王圆箓曾多次求助，但无人问津的现状令他灰心丧气，这种情况下斯坦因的到来，与其说是用钱买通了王道士，不如说是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王圆箓被斯坦因对玄奘的虔诚而感动，他也需要钱来修缮庙宇。

但据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所说：

“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也正因为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宣传，藏经洞的消息不胫而走，到了1910年，清政府终于下定决心把剩余的敦煌卷子运往北京保存。

在长途运送的过程中，几乎每到一处都沿途百姓就偷窃一部分，大小官吏再层层窃取一遍。等终于到了北京，偌大的京城竟然腾不出存放这些国宝的地方，只能暂时放在押运官家里。押运官挑选了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又怕被人发现，就把长卷撕成碎片充数。

03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这是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里对王圆箓的描述。

我们不能站在历史的高点、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发出大义之声，当时那个时代局限下的王道士其实真的很平凡，他能做的很少很少，他也只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小人物而已。

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王圆箓在发现藏经洞后，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护，反而是尸位素餐的清朝官员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再者王圆箓贩卖文物并非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是为了修缮莫高窟、将其改为道观，他本人的生活节俭，没有擅用一分一厘。

另外，当时王圆箓和西方人的这些“非法交易”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非暗地里进行、甚至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因此他的做法也没有违反当时的律法。

与其把敦煌文物的流失归因于个人的责任，不如说那是历史对整个清廷的嘲讽，那是一个莫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