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爱瑋儿 图/爱瑋儿
有一种病症，世界上每7秒就有一个被确诊，每5名患者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它会逐渐拭去一个人的记忆，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身边爱的人。它起病隐匿，却来势汹汹，且，不可逆转。
2003年，母亲日渐消瘦，性情由外向转寡言。
在我儿时到成年的记忆里，母亲一直就是略显肥胖的，似乎只有这样的体形才能呼应她笑口常开的性格和曾殷实一时的家世。
我姥姥姓刘，在北京城也算是个大姓，我至今对祖上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也无从考据，只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家道中落，母亲出生不久就随父母和其他亲戚举家南迁，据说当时还余了些小钱在“红庙”地区开小旅馆为生，能供母亲读完师范和她两个妹妹长大。
所以我诞生在上海的“大马路”（现南京东路），住的是周信芳的长女被政府没收的楼里最小的前厢房，一直到我念高中。
按说母亲从小就在上海，上海闲话也说得活脱脱就是一个地道的“上海宁”，但骨子里还是烙着北方人的爽直和利落，喜社交、善打趣，加上后来当的语文老师，比起不善言谈和幽默的本地人更占了语言优势。
在当时八户人家合用的灶坯间，母亲笑声朗朗、绘声绘色地一边炒菜一边给邻居们讲故事成了家常便饭。每次生完煤饼炉，一起油锅一开腔，隔壁人家的阿婆就会说：“王老师，侬等一歇噢等一歇，吾去拿样么事来侬再开始哦。”然后一溜烟回屋取了东西又一溜烟跑回灶台，生怕错过了母亲哪个精彩的桥段。
高一时在出版局工作的父亲好不容易凭借工龄和表现拿到分房，能住上带独立厨卫、大了一倍多的公寓在八十年代的上海是令人羡慕的，母亲却因不舍得离开老房子离开黄浦区和父亲闹过好几次别扭。临走的日子里，邻居们更是泪眼相送、依依惜别，他们知道这栋楼里从此少了一个“王老师”而缺了很多欢笑。
新居在最西头的长宁区，要坐当年上海最长的公交线71路到终点还得再走两站。母亲教书和我读书都在市中心，母亲便和我约好，每天下午四点多在我中学所在的北海路广西路口等，正好对着我班级所在新大楼的教室南窗。于是每天一放学我必先去到临马路的窗口张望，看到母亲熟悉的微胖身形才如小鸟般飞下楼去。
母亲一直带小学毕业班，与我同届那批有好几个和我考进了同一所中学，高中班里就有一个女同学是她当年“三条杠”的得意门生。有一次放学和她一道步出校门，正说着话只听她忽地大叫一声“王老师”，飞也似的直奔上前，和迎面走来接我的母亲来了个大大的拥抱，赶上去的我故作妒忌地说了句：“怎么见到我妈比我还激动？”然后三个人心照不宣、银铃般笑作一团，引得边上经过的同学一脸莫名。
不知是否受母亲影响，我从小想当老师，高三毕业时我说要报考师大中文系，母亲居然表示反对：“丫头，你自己那么喜欢写文章，以后出去教语文，每天批改学生狗屁不通的作文，会被气死的！”哈哈，我的妈，你要不要那么直白？不过我还是从了，三十七年教龄的母亲退休那年，我成了一名英语老师。
小时候我动不动会埋怨母亲说话嗓门大，谁知我做了老师后，好几次下班回家粘着在厨房忙乎的母亲，兴奋得和她叨叨一天里有意思的见闻时，母亲会突然压低声音竖起食指在嘴上说：“丫头，小声点儿，邻居都被你吵到了！你现在说话嗓门怎么这么大？”我通常先是一愣，然后不禁哈哈大笑，然后就说得更响了！我知道，母亲喜欢变着法儿逗我开心。
一直都记得母亲从小到大有意无意和我说的那句话：“丫头，你要多笑笑！”
究竟是哪一刻开始，那么爱笑又鼓励我多笑的母亲开始变得眼神黯然、少言寡语了呢？我不确知，只是渐渐发现曾经为瘦不下去而假装发愁的母亲在我将近而立那年经常胃口不佳，独坐沉思，随之而来的，就是错以为“千金难买”的老来瘦。后来想想，我是多么希望她可以一直胖着。
2004年，母亲在长海医院的测试结论是轻度抑郁。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性格可以更像母亲一些，因为父亲是个过于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但我的眉间似乎很小就有和父亲一样的川字纹，即使没有表情，看起来也是微蹙双眉的。我想这大概是母亲打小要我多笑笑的原因。
我二十出头时，母亲有一次问我：“丫头，你以后要找个什么样的男人？”我说：“要高，一米七八以上。”“其他条件呢？”“嗯... ...最好不是上海人吧，上海长大的男孩子太娇惯，说话不幽默！”“那万一碰到个好男人，没有一米七八呢？”还没等我回答，母亲突然从边上挪了个小板凳放我腿边，一本正经地说：“也没关系，拍结婚照的时候，你让他踩凳子上，这样看上去就不矮了！”看我乐弯了腰，母亲一脸幸福，好像我已经给她找了个称心的女婿一样。
其实，挺小的时候母亲就和我谈过这个问题，最常说的话就是：“丫头，你以后要找个脾气好点儿的男人，再能干，脾气不能像你爸！”
诚然，贫农出身的父亲比起其他男人，是能力强的，也算是顾家的。房子里甚至邻居家坏了什么东西，他基本都能靠双手解决。最大的缺点就是爱数落、脾气臭，骂起人来话很难听。所以在我儿时的印象里，父亲和母亲拌嘴吵架是隔三岔五的事儿。我有时候会想：背景和性格如此不和的两个人，为什么要在一起？
记得有一天晚上父母又大吵了一顿，我一个人跑到阁楼上抹眼泪，母亲见状眼角也湿了，问我为什么哭。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离婚？”母亲问：“如果离了，你跟谁？”我回答：“我谁也不跟，自己过！”然后别过头蒙上被子，那时的我应该还在读小学。
没错，从我有记忆开始，大部分时间就是我和母亲同进同出并且始终睡同一张床。我像个“跟屁虫”一样尾随着她进出上班的学校，母亲上课，我就被放在学校的乒乓台上睡觉。学校的同事戏称母亲是“大黄鱼”，而我是“小黄鱼”，好几个老师以为我也姓王；而后来的我觉得这对绰号再合适不过，因为母亲和我都出生在三月，就是一对双鱼。
我大了一点后，父亲找人在老房子里架了一层阁楼放了张床给母亲和我当卧房。我一直以为是住房条件使然，所以高一那年听说分了两居室心里头着实兴奋了一阵，梦里都是装饰一新的“闺房”样貌。直到搬家当日才发现原来果真是美梦一场，父亲已经用一套新家具占据了独立的小房间，而母亲和我被“慷慨分派”在大房间，依然挤一张床，直到我三十岁出嫁。
搬到新家的头几年，母亲常说“这人太少了，人太少，邻居也不认识，说话的人都没有”，父亲便说她“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我和母亲一样，但凡做梦梦到家，一定还是南京路不足十平米的老房子里。
我和那些老邻居一样喜欢听母亲讲故事，因为她的声音很好听，普通话又标准。据她同事说有一次安排集体听课，母亲在讲台前绘声绘色地朗读一篇课文《雨》，所有学生和老师都听得身临其境，窗外明明是个大晴天，仿佛就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来。
母亲的故事里外婆是个厉害的人，长相和谈吐都颇像90年万人空巷的电视连续剧《渴望》里刘慧芳她妈。刚来上海那会儿，早上出门撞上热心的街坊打招呼：“出去白相啊？”外婆立刻回答人家：“不拔香，就遛个弯儿，咱又不信佛，拔什么香啊！”
相比之下，外公则是个特别温厚的老实人，每天都会起个大早给孩子们买包子回来吃。可惜我那时太小，什么都不记得；记得的时候，外婆外公就都不在了。
我从母亲身上看到外婆的开朗和外公的贤良，加上她在三姊妹中读书最多，为人处事颇为妥帖，家里家外人缘都自然是最好的。无论同事还是邻居，只要提起“王老师”眼前浮现的必然是一副笑嘻嘻、胖乎乎的乐呵模样。
有一回我邀请一个以前的男同事来家玩，刚一进门，便传来母亲招牌式的爽朗笑声，热情洋溢递上一大碗刚煮好的红豆莲子羹，我这个同事激动无比地也和母亲来了个拥抱，后来逢人便讲：阿玮的妈妈实在太好了！
如此人见人爱的性格怎么会和抑郁扯上边呢？十二年前医院的一纸诊断，让亲戚们怎么也不敢相信。
医院诊断的这一年也是我组建小家庭的那年，而在此之前的一年单身的我决定在外租房住。一是因为好不容易应聘进了一家我仰慕的外资银行，上班地点在黄浦区的仙乐斯广场，那时还没有地铁直接到家，一旦加班再坐公交就会很晚到家，而母亲总是把烧好的菜热了又热，这份执着的等待平添了我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都快三十了，也一直希望离开家独立生活一段，同时也给已退休的父母更多相处的空间，毕竟他们才是要相伴到老的。
我和两个女生在黄河路的石库门弄堂里找到了一处可以合租的房子，从家里搬离那天是深秋的一个周日，母亲特意帮我缝了一床新褥子，默默看着我收拾好要带的东西。我说我打个车走就行，母亲执意要和我一起上车说去看看房子什么样。
在我的“新居”，母亲亲手帮我铺好床，没坐一会儿就说“我走了，丫头，你自己当心”，我问母亲怎么回，她说去坐公交车。那天黄昏，我目送母亲的背影缓缓消失在弄堂尽头，后来才知道，那是母亲能以完全正常的心智和我交流的最后一次。
就在我租房这一年，我遇到了一米八的“真命天子”，相恋两个月就决定带“毛脚”上门。那天，我搂着母亲的胳膊说：“妈，我下周末带个人回来给你和爸见啊？”已经变得言辞不多的母亲反应还是很快：“丫头有男朋友啦？”我点点头。母亲又说：“既然决定带回家来，你应该是想好了！”真是知女莫如母，我继续点头。然后母亲就很干脆地说：“好，就这么定了！别担心，我去和你爸讲！”
先生也经常会回忆起当年上门的情景，他说作为一个西北汉子，耳闻上海人的各种挑剔和排外还是有些许忐忑的，但那天系着围裙的母亲满脸带笑、只用一个字招呼他名儿的亲切口吻，给他的印象就是——这个丈母娘太爽了！完全没有任何地域隔阂，第二天还忍不住去单位美美炫耀了一番他找的这个上海媳妇家庭对他的热烈欢迎。
第二年的婚礼上，久违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看出来母亲有什么异样，因为她一如既往的眉眼带笑，落落大方地招呼宾客，只是有些悄悄和我说“你妈妈瘦了好多呀！”我只“嗯嗯”两声，并不多做解释。
以我后来掌握的心理学知识，我相信母亲应该从来没有抑郁过，那段时间只是一种性情突变，而这恰恰是某种过早降临的重症的前兆。
2005年，母亲记忆力继续退行，被医院再次确诊为认知障碍；2006年，母亲的语言及空间障碍加重，直至无法辨识方向和亲人。
我的母亲不是一般的母亲，甚至在父亲眼里都不是个合格的母亲。在结婚之前，除了跟外婆学做各种面食，母亲几乎从没拿过锅铲。他们那个年代的女性大都会打毛衣，而母亲不会，我小时候穿的衣服有一些还是她让要好的同事帮忙做的。
我两岁时，有一回母亲忘了给“汤婆子”套外衣就放进被窝，结果把我的小屁屁烫伤了一大块，遭到父亲一顿臭骂。还有一次，我在《总有一些背影不再对你回头》一文中分享过，母亲忙得忘了下班去托儿所接我，更是父亲认为不可原谅的错误，
可是我却觉得母亲比同时代的那些当妈的更有趣儿更有“味道”，因为她爱唱爱跳爱戏曲。厨房是她的“舞台”，随着她手起刀落有节奏地剁碎各色食材，必有越剧、沪剧、京剧、评剧、黄梅戏等各类无伴奏曲目从她嘎嘣脆的嗓音中自然跃出。
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我五岁就被一个人扔在人民大舞台目不转睛地看《红楼梦》，七岁就会一人分饰二角字正腔圆唱完“黛玉进府”的折子戏。
一有空隙，母亲便声情并茂、连说带唱给我讲《孟丽君》、《花为媒》、《柜中缘》等诸多才子佳人的故事，把我心驰神往得常常幻想生在古代哪家的闺阁之中，为了过把瘾，只好在放学后带着邻居妹妹用红羽巾绑在两个手臂上当水袖甩。
能把那么多剧目和唱词记得一字不拉的母亲，竟然慢慢地连回家的路都记不清了。学校退管会每月一次组织活动，一开始母亲还都能自己坐车来回，后来必须由父亲陪同，每次都和她说好了结束后由同事送到外滩的127终点站再一起坐车回家。有一次，父亲没有等到母亲，心急火燎到处找不到，最后只能先回家，但一进门却发现母亲已经坐在屋里了，面对父亲的责问她一脸无辜相，说根本没约好要等啊！
05年的时候我跳槽到一家跨国公司担任中国区培训负责人经常要去外地出差，母亲的记忆和认知则退行得愈发明显，从把糖当作盐到完全不知怎么煮熟一锅饭，甚至抓起桌上还未下锅的生菜就往嘴里塞，还会在家中各个想得到想不到的角角落落藏东西然后又到处翻找不着。
伴随着的，还有日趋严重的焦躁情绪，母亲经常一大早就坐在床沿垂泪，或是在屋里来回不断地行走，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没有没有”或是“回家回家”。古稀之年的父亲疲于应付，体力和精神上也都开始不胜负担，本就悲观的性格变得更容易唉声叹气和抱怨连天，有几回流露出送母亲去养老院或乡下的想法。
这样的境况，我不得不放缓职业攀升的脚步，考虑换一份更为安稳闲适的工作。于是三个月不到，我应聘去了一家准国有银行，只是为了可以保证“朝九晚五”准时下班，以应付家里的不时之需。
有一次国庆在外滩的银行大楼里值夜班，因为不允许睡觉，我打开电视机正巧在放一部描写失智老人生活的连续剧《守望幸福》，看着剧中原本其乐融融的一家因为老人突发的病症和每况愈下的病情完全搅乱的生活节奏和最后几乎四面楚歌的困境，我的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恐惧和悲凉，那时的我真的不知道迎接我的会是怎样不堪的现实版剧情。
后来父亲告诉我，有几次也在电视里看到这部剧的几个镜头，母亲愣愣地指着屏幕上的老太转头问父亲：“我会不会也是这个病？”父亲当时还故作轻松地回答：“侬不要瞎想八想！侬嘎聪明个人，哪能会得这种毛病！”
然而， 就在相隔不久的一天早上，母亲突然拽着父亲的胳膊对着他叫了一声“爸爸”，吓得父亲连忙挣脱母亲的手说：“侬又瞎叫什么？不可以这么瞎叫八叫！”母亲见父亲不理她，又跑到正在洗手间梳洗的我跟前哭诉。
我正急着要上班，只能草草安慰两句，母亲却拉着我不放，好像我是她家长般一遍又一遍地告状：“我没对错他，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声音里满是委屈和伤心。再看父亲，无比沮丧地跌坐在沙发里几乎要陷进去。
我完全不知如何收拾这个场面，一看时间到了，拎起包几乎“逃”出门去。到了楼下，一抬头却发现母亲孤零零站到了阳台上，目光无助而凄然地望着我，我立刻转过头，眼泪已经扑簌簌地掉了满颊。我加快步伐，再也不敢回首，又一次几乎“逃”出了小区。
那天以后，每天早上起床，只要我在洗手间，母亲都会跟过来看着我，和我说各种我听不明白的话；我一出门，她也必然会疾步走到阳台一角，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目光一定望到我的身影消失，而我每次都不敢回头。
这样的画面在当时的我心里满是不堪和忐忑，我每天都怀揣着这种不堪和忐忑上班又下班，在单位里担心家里发生什么，回家又害怕面对更多的不堪，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
然而，就是这样让我想要逃避的画面，到后来又成为一种奢望。因为终于有一天，母亲连我都不认识了！
2006年至2009年，母亲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诊疗7次，精卫中心治疗8次，医学影像显示：双侧海马体积缩小，小脑萎缩，脑室系统扩大，脑沟裂增宽。免费、公费、自费服用盐酸美金刚等十余种国产及进口药物，均无明显效果。
母亲在我三十岁前的印象里一直是个小脑特别发达的人，说小脑而非大脑，是因为她反应敏锐、歪点子多，还会察言观色，正因为这样，才给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增添了无比的情趣。用现在的专业说法，就是智商和情商双高。
我其实很难想象，这个家如果只有父亲，会肃穆冷清到什么样子？所以我从小就害怕一件事情：那就是某一天母亲比父亲先走。但是母亲一向健硕的体格和嘻嘻哈哈的性子，加上小父亲六岁的年龄，又总叫我以为自己杞人忧天。
我小时候气短，吃饭比较慢，越慢父亲就越看不惯，拿一把戒尺在饭桌上边敲打边呵斥。而我一旦被责备心里就犯堵就容易噎着，反而一个接一个开始打饱嗝。后来即使没吃什么东西，也会习惯性地打闷嗝。每当这时，母亲会顾左右而言他的先和我随便聊些什么，然后一个冷不防重重地拍我一下肩膀，并指着一个地方说：“丫头，你看，那是什么？”我紧张地顺着她的手指望去，“什么也没有啊？”然后不禁埋怨：“妈，你都把我吓到了，那么大声干嘛呀？”母亲便瞅着我咯咯大笑：“看看你还打嗝不？”我咽了下口水，果然不打了。母亲这个被父亲嗤之以鼻的独家招数，我每次都被吓到，每次又都被治好，还添了无数次欢笑，真是百试不厌，而且慢慢还根治了。
我还常忆起我的单身岁月，会有一些异性朋友打电话到家里找我，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或者说幸亏没有手机。电话铃一响，母亲会很自觉地奔过去帮我接听，并用不卑不亢的声音向对方问好：“阿玮不在家，你是哪位啊？”，得知对方名姓后立刻用口型和手势示意一旁的我，一看我点头表示可以接，就立马换了热诚的口吻：“哦哦，侬等一歇，门铃正好响了，阿玮应该回来了，侬等歇，吾叫伊过来听哦！”然后转头故意放大音量叫我名字，我也很配合地蹬出一路脚步声过去，边接过电话边向母亲挤眉弄眼，母亲也在一边为自己的演技得意不已。偶尔听到这个过程的父亲会皱着眉头说：“你俩搞啥花样经？”母亲和我便笑得前仰后合，这是仅属于我们女人的小秘密。
这样机敏灵巧的母亲，居然小脑萎缩？！三甲医院一份又一份白纸黑字的报告，终于让我从无法相信到慢慢接受。我不清楚缘何母亲在家还总说要回家，也无法解释她为何会把父亲唤做“爸爸”。2008年奥运年，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我要趁着母亲的记忆消失殆尽之前，带她老人家回一次北京。
恰巧有一个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师的认证项目由北京的外国专家局承接，我立刻报了名并获领导批准，然后再请了几天假。我和先生说好，我先过去参加培训，结束那天，由他陪同父母坐飞机，我们在雍和宫附近的中式酒店汇合。
先生带父母抵京时大大松了口气，他告诉我母亲一路上都坐立不宁，尤其不乐意系安全带。幸亏空姐耐心地一起帮忙连哄带骗，闹腾了好一阵总算让母亲安静下来。为了防止她半路解开安全带，先生就一直捏着她的手，终于熬过漫长的空中两小时。而一踏上北京的土地，母亲就彻底没了紧张，东张张西望望，满脸的高兴与兴奋。
在北京的几天，我们一家故地重游了天安门广场、故宫、前门、天坛、颐和园等景区，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几乎没有出现我们担心的焦躁，大部分时间心情都特别好，可以一整天都挂着灿灿烂烂的笑容，似乎反而比在上海家中要平静安详得多。
当我们一家去看望多年未见的亲戚时，对方一时都没发现母亲是个有病的人，直到我私下告知，亲戚才不无慨叹，深情回忆起我高三毕业时母亲趁学校组织旅游的机会带着我第一次寻访远在京城的亲人。那时双方一开口便感觉是一家人，激动相拥的景象还历历在目。我也想起那年回家坐的还是13次绿皮车，一路上母亲和我依然用带着京腔儿的普通话说说笑笑，回家恢复和父亲说沪语反倒好一阵才适应。
从亲戚家离开时，我注意到老人们脸上复杂的表情，我想除了母亲，每个人都清楚这一别应该很难再相见；而母亲依然跟个孩子似的自顾自乐呵，或许她都完全不知道我带她去了哪，见了谁。
我想应该不会有子女像我那么“疯狂”，带着患有这种疾病已经到晚期的老人再远行千里，但我丝毫都不会后悔这一场费尽心思的安排。至少，我让母亲在有生之年踏上了故土，回了一趟她真正的家。
父亲因为心疼钱和不喜欢家里有外人一直固执地坚持不肯请人伺候母亲，直到2008年我们从北京回来后不久，我终于不顾他的反对，为母亲找了个24小时的保姆。虽然市场上要找到既有意愿又有经验的家政人员伺候这个病症的老人几乎难于上青天，但我想我们家谁都不可以垮下，如果花钱能减轻一些体力和精力上的消耗，我一定不会犹豫。
另一方面我也越来越为处于事业停滞期的自己着急，之前已经因为家里的状况动不动就请假，而且我相信母亲的照顾和治疗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我需要更丰厚的经济支撑。在保姆到位半年后，我以为“后院”基本稳定，便接受了猎头和一家外资银行谈妥的offer。
有时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一段简直就是为我而作，就在我递交辞呈没几天，父亲又找出种种理由将保姆辞退了。当然也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在帮着洗澡时保姆把母亲的手臂弄得起了一大块淤青，又因为觉得又旧又脏不高兴再洗扔掉了父亲年轻时亲手给母亲缝制的一条裤子。
更糟糕的是，就在我要去新单位报到的前夜，母亲大小便失禁。我怕父亲劳累更怕他抱怨，半夜起床两回帮母亲收拾。为了不让家里有难闻的味儿，我头昏眼花地站在寒风中的阳台上洗裤子。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赶去远在浦东的银行大厦，说那一整天都是强打精神、强颜欢笑毫不为过。
有过这么一次以后，这种情况渐渐变为日常，我深知母亲的病又加重了一步。然而，对我这个级别的经理人，外企的加班加点也是日常。半个月不到，我身心俱疲的状态已接近崩溃的边缘。终于，在我“新官上任”的40天，再一次提交了辞呈。我想这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次，因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从此“卸甲归田”。
2009年4月4日，母亲走失达14小时；2010年5月8日，母亲突发癫痫，医院开出病危通知。
09年4月2日凌晨，先生和我正熟睡，突然的电话铃声如一道惊雷般划破黑夜的寂静。说是熟睡，其实那些年，早已无法完全的深度睡眠了，每每电话铃响，神经都会立刻紧绷，生怕听到不好的消息。何况是在深更半夜，我俩几乎同时从床上一跃而起。
果然电话那头是父亲的哭腔：“你妈不行了！”他说听到“咚”的一声响，伸手一摸边上的被子是空的，起来一看，母亲已经躺倒在洗手间的地板上口吐白沫。
我俩还来不及穿戴整齐，便出门拦了出租车，几乎和120同时抵达父母楼下。或许因为搬动，母亲还没上救护车居然就苏醒了过来，到医院一检查说并无大碍，只是滑倒导致短时休克和轻微脑震荡，开了些药第二天就出院了。对全家而言，算是一次有惊无险。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仅隔了两天，我正好在离家很远的宝钢出席一个沙龙，接到先生消息，说他已经从单位赶往家里。因为父亲来电说母亲跟他在小区门口买菜，他刚挑完几颗菜再抬头时母亲就已不见了。附近的弄堂几乎寻了个遍都渺无踪影，只能报警。
我匆匆和同伴说有事得要先走，又不敢打车因为接近下班怕堵在路上，只能疾步如飞一程又一程地换地铁。只觉自己的心脏已经快扑腾到嗓子眼了，我一口接一口地深呼吸，同时从不迷信的我在心里把各路神仙拜了个遍。
永远无法忘记那个四处寻找母亲的漫漫长夜，先生和我兵分两路，让父亲留守在电话机旁。还惊动了部分亲友，甚至老邻居也赶来帮忙。我一个人几乎钻遍了至少二十个街区，尤其是苏州河沿岸的芦苇丛和杂草堆，就差一颗一颗掰开来找了。
夜越来越深，所有人心中的恐惧也越来越浓。我担心母亲会饿，担心母亲冻着，担心她熬不住要解手，更担心她遇到坏人，担心她掉进沟里……反正，所有可怕的画面都在脑海中交替呈现，我觉得自己都快要急疯了！当仍然一无所获，我绝望到了极点，逼迫自己做了最坏的打算，决定回家先安慰一下后悔不迭、一直未眠的父亲。
就在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回到娘家的屋子里刚坐下不久，在时钟指向凌晨一时有余的那一刻，电话铃响了！竟然是先生和我所住的小区附近的派出所打来的，说有好心人将母亲送过去，样貌衣服都对得上。最最离奇的是，警察问母亲叫什么，她居然十分清晰、一字不差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经过分析，我们推测母亲白天是坐了54路公交车一路往先生和我所住的小区方向而来的。在我刚成家的几年，母亲就喜欢上我这儿来，而我也确实在购买和布置新房时把父母的卧室考虑在内。无奈父亲不肯离开住了十几年的那套公寓，意见一直无法调和，也是造成他们两头居住的原因。
这件事以后，我内心对母亲的感觉起了某种身份关系的变化。虽然能找回母亲是一种万幸，也是母亲吉人天相，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象那个黑夜她无助地一个人在街头行走的画面，以及我自己遍寻不着时那如同丢了孩子般的焦灼与心痛。
而这样的焦灼与心痛，在次年又发生了一次，并更为剧烈。由于辞职后我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把母亲接来亲自照料，让父亲放松几日，成为一种惯例。
5月8日上午，先生应父亲要求开车准备把母亲送回，这个消息让母亲的表情有明显的不悦。行至半程，母亲突然脸色煞白，全身僵硬地倒在坐在后座的我身上，又一次口吐白沫。先生一看旁边就是区中心医院，顺势拐进了急症大门。刚推进抢救室，医生就拿出一张纸让我签字，我定睛一看是“病危通知书”，倒退了两步后，还是接过了笔。
在动用了各种急救措施后，母亲的情况有所缓和。但医生的意思不容乐观，即便醒过来也恐怕很难再下地行走。我不相信，先生决定支持我倾力救治、全力照顾，那天后我没有回家，让先生取了必要的日用品，我在母亲的病床旁支好了临时的陪夜垫。
住院期间，先生白天要上班，我一个人推着母亲做各项检查，虽说那时的她已非常瘦弱，但对我而言，要挪动母亲还是会累出一身汗，我只好咬紧牙关，医生和护工看到我吃力的样子也会主动帮忙。一天内我说得最多的词就是“谢谢”和“不好意思”。
母亲苏醒后又反常地兴奋，经常要拔插在手背上的输液管。护士见状就找了根绳子将她的手臂绑在床栏上，虽然绑得不紧，我看她动弹不得的难受样子还是于心不忍，便偷偷又解松了绳子，然后一眨不眨盯着她的双手以防万一。到了晚上最艰难，躺在地上的我举手拉着她一只手，困得睡过去时，她一动弹我又醒过来“侦察”。就这样醒来睡去地不知多少次，直到终于不用输液，我突然感到莫大的轻松。
那段时间，我不再和父亲商量，面试了一个住家保姆，让她直接来医院报到，帮忙我一起每天给母亲喂饭、擦身、洗脚、按摩肌肉。隔壁床的一对老夫妇的家眷说从没见过这么亲力亲为的女儿，他们做小辈的也不过就是偶尔送个饭买点水果。
母亲的身体和精神都开始好转，有时会咿咿呀呀地似乎想要和临床病友搭腔。有一天走廊里有人高声呼喊某位医生老师，母亲忽然就“哎”地应了一声，声音异常响亮和干脆，仿佛当年完全正常的她。我忽然意识到什么，学以前邻居阿婆的声调对她叫了一声“王老师”，母亲果然面带微笑又“哎”了一声。我兴奋地连试了好几遍，保姆也跟着我这么唤了几次，结果次次母亲都应得特别利落，眼睛里还泛出某种久违的光亮。
那天以后，先生和我不再管母亲叫“妈”，事实上她早已对这个称呼失去了反应，我们一律改口“王老师”，忽然发现，母亲和我之间有了新的联结。而更为奇迹的是，两周以后，母亲身上已没有其它病灶被宣布可以出院，而且出院那天本来我们打算买个轮椅车，结果发现完全没有必要，母亲下床的第一步就踩得相当稳健踏实。医院的病友及家属但凡看到母亲的都对我说：“你妈气色真好，命中又长，还那么爱笑，一看就是好人，一定可以活很久。”
是啊，一定可以活很久。我查过资料，前美国总统里根也得过这个病，活了八年之久，还有寿命更长的例子。我想凭我做事一贯的信念和努力，一定要让母亲活过十年，从2003年发现病情算起，那就至少要活到2013年。
母亲被我们从医院直接接回了我们住的房子，我和先生商量，母亲从此就住这里，完全由我和保姆照料，先生表示在孝顺父母这件事上，我作任何决定他都没有异议。
我们又连夜寻觅，花3千块钱扛回一张家庭病床，可以摇起后背放小桌板吃饭，还可以在床上洗头洗脚，并且有护栏防止老人跌落床沿。
说也奇怪，自从到了我这边。母亲变得分外安详和配合，大部分时间都笑嘻嘻的，渐渐地，不再有之前几年的忧虑和焦躁，也很少再出现无端落泪的情形。
每天清晨，先生上班前都会去母亲的卧房唤一声“王老师”，母亲也立刻热情回应，虽然依然也就一个“哎”字，但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与信心。只要先生下班或我们外出回家，也一定故意在进门的第一时间高声呼喊“王老师”，然后跑进房间给母亲一个大大的拥抱，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通常这时候，母亲脸颊上会泛起一阵淡淡的羞涩，嘴里嗯嗯啊啊的，虽然听不清完整的词句，但应该是代表幸福的语言。
保姆闹过几次涨工资，最后都以我的妥协收场。为了尽可能降低保姆的劳动强度和难度，我从网上搜寻到了质量最好也最贵的一种成人尿布，和保姆一起研究如何使用。
我还从以前同事那里定期购买进口药，一次就是一千块。因为母亲没有吞食药片的自觉性，对于苦味又很敏感，我给保姆示范用筷子碾碎药片然后加了蜂蜜调成糊糊，一口一口地送进母亲嘴里，果然母亲非但没有抗拒，有时还会抢过小碗一饮而尽。
最麻烦的是每次帮助母亲排大小便，我要轻轻将她摁坐在马桶上，不仅全程陪同，还得和哄孩子“嘘嘘”一样表演口技，直至听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才松了口气。
大冬天帮母亲洗澡也是个技术难度较高的活，为了不让她冻着，我只好自己也脱了衣服却还要把大半个身子露在淋浴房外。即便我已经非常小心翼翼，母亲也还是因为怕水而发脾气对我猛抓乱打一气。但是帮她擦洗完换上干净衣服，她每次就都会笑得像个婴儿，我问她“舒不舒服啊？”，她也会连连点头。
母亲依然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但脚步是轻盈愉快的，得意时还会哼哼自编的小曲，偶尔可以听到几个字眼是过去唱过的某个调调。先生经常故意跟在后头扭动身姿做怪腔，母亲似乎能觉察到会突然一个转身，然后举手作假打状，并滑稽地吐出“骨头轻”三个字，引得我们都哈哈大笑，母亲也得意地笑弯了双眼，似乎表明她其实也是在刻意逗我们开心。
父亲还是坚持住在原处，一周会过来一两次看望母亲。每次父亲进门出门，母亲都似是迎接和送别一个陌生客人的眼神，不再胡乱称呼，却也充满了友好。父亲可以休息或做他自己的事情，母亲则笃悠悠哼着小调从他眼前晃过。
这样的日子平稳安宁甚至多了欢乐，让我们渐渐忘却了家里有一个不能自理的重症病人，反倒像是先生和我添了个顽皮却也懂事的孩子，和她一起玩一起笑一起唱小调，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我们的一举一动也深深影响着保姆，她也慢慢学会用积极的心态和言行把繁重枯燥的照料工作变得有趣又有情。有时也心疼我俩的劳累，拿出自己的绝活为我俩做几道家乡小吃。
2011年6月20日，母亲在家中不慎摔倒致股骨骨折，医院拒收。4个月后，世界上最会逗我笑的人离我而去。
我真的以为母亲已经好了很多而且会一直好下去，虽然有时都分不清这种好，究竟是因为我们在逗她开心，还是她在逗我们开心。
我在家工作的场所是楼上的书房，母亲经常会自己上楼来，虽然不知道我是她女儿，但看到我就会轻轻走进来，我就会拖出一个凳子，母亲就乖乖坐下，新奇地看看我又看看我打字的电脑，也不说话。
那时还用MSN，只要有人给我发信息，母亲就会“等灯登”模仿电脑发出的提示音，我就会被她逗乐，她见我笑她也笑，我又不由想起小时候母亲常说的那句“丫头，你要多笑笑！”
而总是过不一会儿，保姆就会来把母亲带下楼去，生怕影响了我工作；有时不太忙，我就会说：“没关系，让她坐一会儿吧。”
刚接母亲回家的时候，我特意和所有合作方说明三个月拒绝任何工作，全心全意照顾母亲。在看到喜人的成果后，我才开始慢慢又接一些散活。
我算过一笔账，因为辞职回家，三年一共损失了近两百万的工资收入，而每个月的保姆费用、各种药物、营养品和消耗极快的护理用品，一年的总体开销要达到三十多万。所以理智而言，光靠先生一个人的工资是不行的。
但是自由职业的我再自由都难以平衡事业与家庭对我的双重需要。每次出差，我都不放心家里，尤其讲课或做项目的时候我的职业习惯是不接听任何电话的，就特怕有紧急的事发生。
然而越怕的事情往往越会发生，就在11年的6月20号，也是母亲出院后顺利度过一年有余，我一早赶往南京一家外企做全天候的访谈，并在结束后连夜坐动车回家，就在进门一刹那感受到了家里的异样气氛。我没有看到平时这个时间在客厅走动的“王老师”，叫了一声还好有答应，但声音是虚弱的，我放下行李奔进卧室看到母亲木木地躺在床上，再注意到保姆和父亲歉疚的眼神，我知道出事了！
先生告诉我白天保姆在厨房做饭，父亲在客厅看电视，谁也没有注意母亲又独自上楼去，或许又是去找我吧？没有看到我又独自下楼来，然后惨剧就这么发生了——母亲摔倒在楼梯上起不来！我回家的时候已经送过医院，医生诊断为股骨骨折，但一看到她的样子和病历知道手术也无法配合，就摇摇头让回家了。
可以看到先生非常的恼火，而我一句话都没有责备保姆和父亲，我想这时候再怪谁都无济于事，也或许是我被这个事实打击得已经没了任何气力，我只是再次感受到那种焦灼与心痛。
看到已经快乐自在了一年的母亲再次无助地躺回床上，而且这次不要说下地，恐怕坐起来都将成为奢望，看着她因为疼又无法表达的痛苦表情，我想我恐怕前功尽弃了。
然而身为女儿，我却连放弃的资格都没有。必须承认，在母亲生病的这些年里最最困难的几个时刻，我真的想死的心都有过，是的，死，对我而言比起要面对亲人的痛苦，反而显得一点都不可怕。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个资格，父母在上，我没有资格自杀，也没有资格放弃。我只有尽我最大的努力，因为我不想自己这一生有任何的遗憾，子欲养必须趁着亲还在。
在没有医院支持的前提下，我使尽浑身解数，也包括自己充当护士。母亲骨折一个月后进入了上海难熬的盛夏，而也恰恰在那时母亲久不动弹的身体上开始发现有褥疮。先生和我从网上搜寻到一种昂贵的充气垫放到母亲的身体和床铺之间，而她和保姆的卧室也几乎全天候开着空调以防止伤口溃烂。我寻找各种治疗偏方，最后确认了一种口碑不错的药膏，并购买齐了医用的纱布、棉签、手套、消毒水等，开始辅导保姆如何给母亲上药、清洁、换药。骨折的部位造成操作的难度，一次性尿布和药膏又怕互相感染，为此，我又在网络上和药店里竭尽全力地取经求助。
要命的是保姆因为愧疚和害怕在中间逃回家一个礼拜，我就完全替代了她的岗位。每天给母亲换一次药擦洗一次身子就要花掉我两三小时的时间，换两三次药一天就没了。先生不在家的白天我得自己把母亲抱起来才能给她换好尿布、衣服以及床单，又怕一不小心弄疼她。我只能一边说着“对不起哦，王老师"、“忍一忍哦，王老师”，一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同时平衡手上的轻重。
有一次先生推门进来正巧瞥到我用手替母亲抠便的情形，立刻捂着嘴逃了出去。事后他说真的很佩服我做这些事的勇气。坦白说，我以前从没想过我会做这些，但是我不过就是没有资格不做罢了。
而这些脏、累和苦，我都不怕，我怕的是母亲食不下咽，我不知道是她伤口难受所致，还是逐渐失去了吞咽功能，眼看她越来越瘦小干瘪的身躯我心急如焚。最后先生只能用搅拌机将食物完全打成流质，喂完一顿饭通常也要花掉一个多小时时间，只要有一口不吐出来我俩就已经非常高兴。
我的时间和精力还要花在做保姆的思想工作上，因为我很清楚，就算再不满意，也好过去找寻和培养一个新人（那段时间我深刻体会到企业HR的不易）。好说歹说终于保姆愿意继续干下去，并答应会坚持到和我一起把王老师送终，只是那一天还是比我预想的来得突然！
10月20日，不偏不倚是母亲摔倒卧床后的整整四个月，我在一个每年例行的管培生校招项目里担任主面试官，正在和一个学生交流的时候听到了手机发出的短信音。一种不祥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但我不敢看，我怕我的思绪整个紊乱。坚持到面试结束，我看到了先生发来的信息，说他已经叫了急救车将母亲送至医院，也通知了母亲的妹妹，医院要求家属做最后的决定。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独自去的医院，这一次我又没有从医院回家，可是母亲太宽待我，她怕累着丫头，竟只让我陪伴了她两天三夜。
10月22日近凌晨三点，我一个人在母亲身旁，有好心的病友家属过来关心，说老太太不是送来的时候还蛮好的？问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我平静地回答：先生去接父亲，我是独养女。
眼看着一侧的电子屏幕上表征生命的数字一个一个越来越小，我用手把母亲的眼睛轻轻合拢，替她把双腿放平，用毛巾擦干净她的脸庞，然后俯下身轻吻了她的额头和面颊，在她耳边说了句：“妈妈，你别害怕，我在这里，陪着你。”这是母亲一年半前出院后，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叫“妈妈”。
回到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屋子里空荡荡的。先生一个人突然冲进洗手间嚎啕大哭，而我，依然一滴眼泪都掉不下来。只是打开了电脑，敲下几个字——“没了，就是没了。”
笔者按
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 Disease，简称AD），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主要表现为渐进性记忆障碍、认知功能障碍、人格改变及语言障碍等神经精神症状。
因其严重影响病人基本生活功能及生存质量，并给病患家属带来巨大负担和深重痛苦，已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和医学界普遍重视的社会问题。在美国，AD是继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后的第三大昂贵疾病，每年用于AD的财政花费高达600亿美元。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作为最常见的脑变性疾病，AD的发病率呈逐年显著上升趋势。资料显示65岁以上患病率约为5%，85岁以上为20%，妇女患病率约3倍于男性。截至2015年全球AD患者达4400万，预计到2050年，患者数量将增长3倍。目前，我国约有800万AD患者，且以每年约30万以上的新发病例递增。
如果家里有新患此病的老人，请允许笔者在此做几条理性的小结：
一、首先做好思想上的合理预期：医疗技术发达至今，对于AD仍然既无法明确病因，也没有效果显著的对症之药，因此属于不可治愈之症，只能预防和延缓。作为病患家属，这个残酷的事实，你接不接受都得接受。我自己是经历了震惊、否认——恐惧、焦虑——痛苦、绝望——坦然接受——积极应对这一系列过程的。
二、学习一些简单的护理技术：因为国内目前收治条件有限，病患到后期难免会需要设立家庭病床（我是不支持送养老院的，更何况一般都不收），除了配备必要的一些设备和器具（大部分可以在医疗器械商店和药店购得，实在没有某宝依然是考虑范围），家属需要学习如何进行简单的消毒，帮助病人翻身、进食、喂药，甚至替换成人尿布和外用药物等。
三、心理作用远重于医疗效果：要意识到患者一切的行为是不由自主的，所以不管对正常生活带来多大的破坏，务必以宽容和爱心待之，记得你是他/她最亲的人，只有你可以依靠。最好的心态和方法，是把他/她完全当作小孩子，就像他/她曾经也这么耐心对你。你或许看不到好转的希望，但会有机会发现一个老人的可爱。
很多年前，女作家张洁的一篇《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曾感动无数读者，而作者本人却因奔波事业错过了对年迈母亲的最后陪伴，很多年都陷于痛苦的忏悔之殇。我想这一点，我比她要幸运和无憾。
最后，感谢大家的耐心阅读，文章有点长，见缝插针写了足足一个星期，只为赶在母亲去世整整五年的今天收笔。
谨以此文，希望给有此病患的家庭带去些许慰籍与借鉴，同时也献给天下为人儿女者，切莫小视父母的性格转变和记忆衰退。
陪伴与尽孝，请趁着他们还认得你！
——2016年10月22日夜23时于北京
作者爱瑋儿，心理咨询师，私人成长教练，管理咨询顾问，一个治愈系女子，原创不难、走心不易、关键还得好看。
从一名中学英语教师到五百强中国区高管，随后砸掉外资银行饭碗，以自由讲师和顾问身份背包行走近30个省市。
而今居家安心撩拨文字，拈拈花，惹惹草，陪陪爱人，看看世界，偶接个案。喜欢我的文，欢迎关注和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