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从检察院退休那年，奶奶查出肝癌晚期后驾鹤西游，半年之后，爷爷卖掉市里的房产，在距离市中心30多公里的地方购置了一套小院。父母在外地做小生意没时间带我，我3岁被送到了小院和爷爷一起生活。

　　小院一亩地见方，当中一座土坯小房坐北朝南，青砖混着黄泥砌成半米厚的外墙。爷爷说，上一任房主是志愿军，参加过抗日战争，房子泥坯里包的青砖都是在日本人碉堡上挖出来的。身高不足一米的我对此深信不疑，整日向土房行注目礼，脑中都是革命先烈。

　　有一年父亲通过做买卖的关系得到一张彩色电视机的票，与伯父、姑姑三人凑钱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彩电”在当时是个稀罕物，爷爷把电视机锁在红木柜子的最上层，不开的时候用绣满红色的花和绿色的叶的那张缎面盖着，仿佛一沓叠好的东北棉裤。棉裤上墙，大户人家气质，透着岁月静好的劲儿。每晚七点，爷爷隆重地取下花布打开电视，亲戚围坐跟前，密不透风的，熙熙攘攘的。

　　刚搬到小院的一段时间，家里经常跑来一些不知哪里来的亲戚，找关系求办事。我跨坐在小院矮墙抱着洗脸盆薅树枝摇樱桃的时候，就能看到他们表演。记得有个阿姨，妆厚得像墙腻子，脸比脖子白几个色号，先模拟试镜，酝酿情绪把整个过程演过一遍再进门；有个叔叔在腋下夹着小包，从腋下抽包裹到放到对方面前的动作一气呵成，像一名武士。联想到爷爷之前住在市区的检察院家属院，所以我猜测这些突然出现的亲戚，和检察院家属院的距离一定比小院远。

　　时间过去不久，不知道为什么又没有人来了。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小院门前种花，后院种树，其余的平整地方种瓜果蔬菜。房屋西侧搭了一排围栏，爷爷本打算养几只鸡，后来却意外地养了一只鹅，一只从天而降的鹅。

　　那天，我早上七点多醒来，天已大亮，再也睡不着，决定去房子西边的围栏打弹珠，突然感到天上刮来一股邪风，又冷有腥，不禁想起恐怖电影里从天而降的鬼脸。侥幸早起的第一件事是去了厕所，两只手按住发抖的腿，才挣扎着抬头，看到居然是一只灰褐色的怪鸟在缓缓下降。

　　“嘎---”怪鸟叫了。

　　看到只是一只鸟，我便不怕了，急忙跑回房间：

　　“爷爷，爷爷，有只大鸟从天上掉下来了！”

　　爷爷一脸不可思议，穿好衣服，拉着我走出来。

　　“嘎嘎。”

　　刚出门，怪鸟已经彻底摔在了地上，翅膀灰黑色，身体浅褐色，体态蹒跚。

　　“孙子，你赶它往西边走，我去堵。”爷爷开启临时作战指挥。

　　大概经过2个小时，经过无数次的围追堵截，每次将将捉到时，都被它扑腾地拉开距离，我们盯着“怪鸟”，“怪鸟”也观察我们爷孙。

　　后来伯伯来了。

　　“帮忙抓，快！”

　　伯伯扔下手里的几袋东西，参与围剿。

　　后来我父母来了，姑姑也带着表姐也来了。在中午11点左右，终于将怪鸟降服，全家人精疲力尽，怪鸟的羽毛不见了大半。

　　“这是什么鸟？”

　　“就是一秃鹅！”我大声说，引来一众亲戚的笑声。

　　爷爷说这应该是野鹅，翅膀坏了飞不起来，掉队了。

　　那天是中秋节，几位媳妇儿做了一大桌子饭，一家人坐在炕上边吃饭边唠嗑。先是大伯娘说爷爷给大伯安排的工厂的工作一点也不清闲，什么时候能给安排进公检法。之后是姑姑说最近孩子要上小学，在外面托关系去市重点小学要五千块钱，自己家如果有关系，省了这份钱干点什么不好。然后我妈说最近生意不好做，压货压了几万块钱的周转不灵，家里能拿点钱度过难关才行，不然砸手里这几年全白玩。之后席间就安静下来，爷爷不讲话，自顾喝酒，连着干了几盅。

　　趁着没人说话，我问爷爷，为什么要把那只鹅养下来。爷爷说，这鹅但凡能下蛋，咱们就赚了，能吃它的下的蛋，如果不能下蛋了，咱们也不亏，至少能把肉吃了。

　　时间过得很快，小学毕业后家里将我接回家读初中，课业负担加重，与小院的间距慢慢拉长，口头上的说法慢慢从“回”爷爷家变成了“去”。

　　初三那年的除夕，下着太阳雪，雪花意外的大颗，客车开到半路抛锚无法继续。待我们徒步走到爷爷的小院时，雪停了，天快要黑下来。远远地看到爷爷穿着棉衣倚在小院的篱笆旁不断张望，夕阳与阴云将光亮与黑暗隔出一条线，映在爷爷的脸上，眼看着光明的一面被暗淡取代。不知是因为老眼昏花，还是睡眼惺忪，爷爷并没有马上看到我们。

　　几年后，接到爷爷邻居打来的电话，得知爷爷过世，再次同父母赶到爷爷的小院，姑姑正在翻箱倒柜，伯伯姗姗来迟，逼问下才承认是到爷爷的单位领了抚恤金。

　　一家人吵在一处，伯伯去厨房拿起菜刀，朝着我父亲劈过去，父亲闪躲着和大伯扭打，不知谁碰倒了柜子，放在柜子最上层的电视机应声掉落，屏幕的一面着地，摔得稀碎。

       到今天，爷爷去世距今已有10年，怀念爷爷，以及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