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背着廿斤的铅条从后门回到工场后，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一路上对“百步无轻担”有了深刻的体味。先是右手拎着布袋，走不多久，换到左手，轮流着倒手，时间越来越短。看看布袋，想何不卷了夹在咯吱窝里，手挽着，但硬硬的铅条硌得肋骨不好受，两手捧着吧，也走不了多久。背着吧，左肩换到右肩，脊背也难受。好在从北京路到七浦路不算远，终于弄了回来。
待将发票和多余的钱与童姨爹交割清楚后，第一件事：想喝水。在大热天也不怎么喝水的我，第一次有了强烈的感受。拿出我那只写了“7”的搪瓷杯来，在倒水时，听到一个女人的骂声，声音来自七浦路上：“……侬无人戳，到马路上拉好了，马路上男人多来兮，为啥要寻我格黑不溜秋的老公啊……侬只骚货拉不到男人捞把盐擦擦也可以，弄根橡皮棒头自己捣捣也可以，为啥就是要寻我格老公啊……”
我跑到门前一看，西面煤球点老板娘在骂。她拿了两只凳子，放在上街沿，一只自坐着，一只凳子上放着一杯茶，茶杯里泡着三四片白白的参片。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是病怏怏弱不禁风的，说起话来，离他两步远，就听不到声音了，可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嗓门？我来这一年多了，从来没见她走出过店门外，今天倒真是吃饱了人参到马路上来骂人.“骂啥人？”我喝着水随口问问，毛子兴马上答到：“伊啊，在骂给侬吃枇杷的人。”“为什么？”一下子，竹琦堏、弗神隆、毛子兴几乎同时说：“伊不是骂得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被伊捉牢了？”我又问了句，这时，童姨爹发话了：“来做生活，管啥闲事！”我喝完了水，他就站起来，把刚才放在方桌上的发票和钞票拿了上楼了。
那煤球店老板娘骂一阵、歇一阵，接着再来，周而复始，没有人接口，她韧劲十足。这样自然在工场里引发了议论：认为被骂人不接口，也就是忍气吞声，也引发了虞岳泉对老板娘情况的叙述。
听人说，一九三六年她二十岁时嫁给大她十多岁的煤球店老板。那老板人高马大的，她站在身边很是娇小。婚后十年没有生育，那老板就成天酒水糊涂。她为了生计，找了个孤身一人逃难到上海，只有十六岁的小乞丐当学生意，维持煤球经营，这样日子倒也过下去了。三年后，四八年夏天里的一天，学生意的满师日，老板娘弄了点酒菜，那学生意给他们嗑头谢师。当晚，老板高兴，一定要去外滩乘风凉，师徒三人去了，到了外滩，有一些小舢板既可摆渡过江也可江上游览，那老板要上舢板作浦江夜游。三人登上舢板后，老板又要喝酒。舢板上简单的酒菜是现成的，舢板上一般是两个人，一人摇浆，一人服侍客人，问好客人游玩时间便确定下路程。他们要求两个小时，于是先摇向十六铺，折向浦东一边，一直到杨树浦那边，再调头回到外滩三马路码头（即现今汉口路）。那老板在煤球店吃晚饭时就喝了不少酒，一上舢板又喝了近两个小时不少于四、五斤的黄酒。要上岸时，学生意去扶他，他还不要，在晃荡的舢板上立足不稳，掉到了黄浦江里，学生意慌忙伸手去抓，已晚，船民们纷纷下水救人，待救起，人已死。学生意自觉有负东家，老板娘倒也不责怪他。过了半年，老板娘竟怀孕了，学生意后来变成后老板了。不过，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老板娘小产了，而且还落下了毛病，从此懒怠走动。夏天至多去趟菜场，冬天一周去买一次。
今天这事，人们都认同她的判断，赢得了同情。对于被骂者，张桂生似义愤填膺、鄙夷不屑：“这种女人仗着一张脸，一对凸出的奶奶，一只撅起的屁股，就是想勾引男人。”虞岳泉马上顶了句：“上呀。”“我才不要了。”“人家要不要侬怕还是个问题。”“要侬？”“我才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人。”毛子兴却说：“她年轻，皮肤白，胸前那对奶，每只都要两只手去捧，捧在手上啊，啧！啧！”竹琦堏问了句：“侬年轻时，帮有钱人家的女人量衣时，捧到过了？”毛子兴呵呵着粗黄的脸上皮肤上下都在动，挤向眼边，眼球闪着浑浊的光。弗神隆淡淡一笑，老胡骂了句：“那娘戳*”我想，他们要是法官，一定对被骂者判刑，至多量刑上有轻有重而已。我还是那句话：捉奸捉双、捉贼捉赃。至于一个女人怎么打扮，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那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我说了句：“这样被唠叨不停地骂，她倒受得了？”“事也做了，有啥受不了。”看没人回答，毛子兴缓缓地说。一直没吭声的姚尚新说了句：“伊把窗关起来就行了。”张桂生紧跟着：“把耳朵塞起来也可以。”他把“塞”字音发得很响。我、老胡、虞岳泉对此没反应外，其他人领会地笑笑。
四时三十分，停工吃夜饭，虞岳泉把大阿姨烧饭菜的煤球炉拎出工场，放到七浦路上街沿靠排门板旁，又找出一个活络可折的小矮桌在煤球炉北边支好，同时让我到楼梯下找出十吋坩埚和一盏煤油灯。坩埚拿出去，他接过就放上已被他捅得火旺旺的煤球炉上。他再进工场将铅条拎出门外，顺手将几根铅条放进坩埚内，然后到后面天井去洗手。我将煤油灯放在小矮桌上，顺便抬头看了看烟纸店楼上。窗未关，煤球店老板娘依旧在骂，心想：难道她真的耳朵“塞”起来了？哎，童姨爹说得对，管啥闲事。
吃过晚饭，继续干活时，虞岳泉在工场门外的小矮桌西边坐了，背靠工场的排门板，他先用一个自制的小铁勺子在坩埚里掏了掏，铅条都烊了，他又拿了两根放进坩埚里，再用长柄的钳子，将一付洋烛头子的模子分开先将底座在煤油灯上熏了熏，再熏上模。合上后，用小铁勺舀了勺铅灌进模子里至口平为止，再将模具用钳子夹住放到白铁皮的水桶里，可听到“吱”的一声，然后在水里分开模具，倒出已成型的头子。
煤球店老板娘骂到七点钟，天黑了，店要打烊了，她也收拾了回到店里去了。一下子没了她的骂声，只有工场里的马达声、锉刀锉铁声、冲床的哐、哐声，反倒是像缺少了什么。
八点半左右，郑彩文提着红白相间的网线袋，里面放着给小王蟹做的一条藏青色双面卡西式长裤和一双同样布料的圆口布鞋，下楼来要到对面车木作去。她走到工场间里小车床边停住了，“咦？”她这轻轻地一声却似平静的湖面被削进了一片小石片，随着石片在湖面的跃进，引起阵阵涟漪。因这时豆浆摊旁停下一辆三轮车，烟纸店楼上那少妇正在付钱。下午没有露面的主角现在出现了，她手拎白色小皮包跨上上街沿，笑吟吟地对虞岳泉点点头：“借道，过一过。”之后，仪态大方地一步跨进工场来。
我见她仪容俊秀，一脸喜气，脚下“笃、笃”有声地往里走来。郑彩文侧身让她，我想她怎么还这么高兴，不禁冲口一句：“侬开心来。”她竟站定在我旁边笑嘻嘻地说：“小阿弟，阿姐我下午到小姐妹家搓麻将，大大地赢了。”“侬啥辰光出去的啊？”“一点多吧。吃中饭时，我不是下来叫煤球店老板给我送点煤球，要他早点，死老板一点钟才来，倒好煤球还不就走，搭我讲了些废话，要不是煤球店老板娘声嘶力竭地叫伊，伊还有的要讲了。这样我不得不坐了三轮车急急忙忙赶到小姐妹家。伊拉讲我放刁故意去晚。真正是天地良心，我才没这意思。可今天，就是我一人独赢了。”说完，她撸了下我左肩头，准备从我身后绕到后门去。
这时，亭子间长脚女人正好来到下面，两人对面一笑，她叫了声：“长脚阿姨。”“哎！侬好。”长脚女人笑着让过她。
她走了，这里却像开了锅。首先是张桂生迈过一步，探头看了下天井。长脚女人告诉他：“走了。”他才说：“哼，说得像真的一样。”郑彩文马上接口：“人家骗侬做啥？”说完，一脚迈过门槛，向马路对面去了。很少说话的姚尚新开了口：“这女人有点意思。”脸上还笑嘻嘻地。我听了不明白“有点意思”是什么意思，在哐当、哐当冲了两下后忍不住问了。姚尚新嗨嗨地笑着：“到底是个小阿弟。”“什么小阿弟？最愚蠢的小老卵。”张桂生说，这时，长脚女人往七浦路走了。“呸！你凭什么说人家说的都不是真的？”“老卵就是老卵，你懂个卵。”我气得真想冲上去，与他理论理论。可能我当时脸涨得通红，所以在旁边钳桌边工作的弗神隆说了句：“管他是真是假，吃自己饭，管人家事做啥？”毛子兴不以为然：“她分明是找了个时间来说自己是个好人。”竹琦堏嘿嘿地笑了笑。我心中起火：“那你们铁定地认为，她是个奸淫的女人了？”姚尚新朝我看了看，默默地笑了笑。我愤懑地喷出一句：“可她来对我们说自己是个好人又有什么用？”虞岳泉在外大声地说：“都是吃饱了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