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思翁,松江华亭(今上海)人。万历年间进士,曾任礼部尚书等职,卒后谥文敏。故后世亦称其为董华亭、董文敏。董其昌为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亦是明代绘画中“华亭派”代表人物,其一生书画创作颇丰,留给后世诸多精美作品,垂范后世,泽被深远。其书画理论亦对后世影响极深。
从史料可知,以萧散论诗、画非常明确是从苏轼开始,并且也非常明确苏轼往上追寻直至老庄,最终使士人相信从欧阳修、梅尧臣、韦应物、王维、孟浩然直至魏晋玄学,在士人心目中关于文艺境界的萧散理念存在有一条根深血脉。
《东坡题跋》卷二《书黄子思诗集后》有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诗亦然。”将“士气”之说与著文联系起来最迟是南宋陆游,其《澹斋居士诗序》有云:“绍兴间,秦丞相桧用事,动以语言罪士大夫,士气抑而不伸,大抵窃寓于诗,亦多不免。”而以“士气”对画进行评论最迟明确见于元初钱选与赵孟间的交流与应答上。
董其昌生活在明代万历至天启年间,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统治日趋解体,城市工商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不断成长,市民阶层的力量蓬勃壮大,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董其昌出生在上海县董家汇,23岁学画,拜陆树声为师,一开始模仿黄公望的山水画。在他为官期间,与很多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绘画家、鉴藏家来往十分频繁,因此有机会鉴赏了大量他们收藏的书法、绘画精品和文物,这一经历对其日后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董其昌一生数十年的官场生涯,做过编修、讲官、礼部尚书,又官至太子太保等职。
中间也有遭到弹劾等一些曲折,但是他每到风波来临就辞官回家,事后又被朝廷重新使用,反而官职更大,总的来讲十分潇洒自如,这为他潜心从事和研究书法、绘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几十年间,他遍游祖国的大好河山、名寺名观,亲身体悟大自然,说禅论道、挥笔抒怀。这些经历也为他创造了结交达官贵人、社会各界的机会,为他艺术理想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董其昌后来特别爱谈禅宗和八股文写作。他说:“严羽乡借禅论诗,余亦借禅论文。三十年前为赵公益拈洞山宗旨,王唐以来此秘未睹,公益大有悟入……”所谓的“洞山宗旨”,即那个由《曹洞语录》悟入的“文章宗趣”。董其昌乐此不疲地为人讲授八股文的写作技巧,“著八法授及门徒”,后来在陈继儒的怂恿下,还把这些经验总结为“九字诀”,作为“渡世津梁”梓行;他还专门写作《举业蓓蕾》,阐明文章关窍,以便后学者“文窍精通,进道有径”。
董其昌认为,他发现的“洞山宗旨”不仅是作文的秘诀,也是文章的原理法则,此前虽然没有人发现,但作为原理法则则一直贯穿在文章之中,所谓“此窍毋论前辈大家、名家,但执管者即已游于其中自不明了耳”。所以,只要掌握这一法则,“虽文才不章,而机锋自契”。在八股文的发展史上,董其昌是著名的机法派的集大成者,“九字诀”对古文、时文中的技法进行全面总结,《举业蓓蕾》专讲写作的用心和巧思,他把八股文写作变成技巧的精心堆砌,所以王汝骧说:“制义至文敏,巧极矣。董其昌的“九字诀”,又称“文诀”,是以“宾”、“转”、“反”、“斡”、“代”、“翻”、“脱”、“擒”、“离”九个字来概括八股文的写作之“法”,既具体可操作,又具有宏观指导意义,往往被看作学习八股文的法门。
“九字诀”中第一字诀“宾”,就是技巧与法则、技术与原理的混合。所谓:
“昔洞山禅立四宾主:主中主、宾中宾、主中宾、宾中主,故曰我向正位中来,尔向宾位中接,又曰忌十成死语。文章亦然……以时文论,题目为主,文章为宾;实讲为主,虚讲为宾;两股中或一股宾,一股主;一股中或一句宾,一句主;一句中或一二字宾,一二字主。明暗相参,生杀互用,文之妙也。故或前进一步或后退一步,此谓之宾。”
在明确的“变”的观念指导下,董其昌形成一套具体的“变”法。在“九字诀”中,他特立一“反”字,作为“变”之一诀,建议在八股文写作中重视反语的使用,以增强文风的变化,从而实现如战国策士言辞那样“敲骨剔髓,令人主陡然变色”的效果。
在《举业蓓蕾》中他引用八股文家杨贞复的话,“众人密之,我独疏之;众人巧之,我独拙之;众人华者,我独朴之”,把“变”上升为一种“反”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也延及到了他的绘画之中。面对吴门画派那种诗意、柔情,他的绘画干脆“与感觉绝缘”;面对吴门画派细碎之风,他反其道以大分合之“势”行之……“变”的观念,使他格外欣赏与众“反”常,他欣赏“韩公为文也,人笑之则以为喜。
为超越吴门画派的甜俗风气,他往往通过笔法和经营扭曲山石结构,制造视觉上的悖论,颇有“人笑之则以为喜,人赏之则以为戚”的艺术情怀。为了求“变”,他把内心的感受强调到了固步自封的地步,他说:“夫我心犹规矩也,规以圆之,不圆者去之矣;矩以方之,不方者去之矣……我以我心度之,不当我心者亦去之。”
在心学和禅宗思想的春风吹拂下,他把心灵中那颗“不变”的“真种子”,播种在八股文和绘画的土地里,充满自信地看着它发芽、生长,慢慢长成“变”的参天大树。他选择历史,而不让历史局限自己;他总结法则,而不让法则束缚自己。他的八股文和绘画,与其说是临仿别人,不如说是临仿自己。他按照自己的逻辑,把八股文写得更见个人灵性,把绘画表现得更有个人风格。他以此求“变”,也以此成功。
把技法上升到法则原理,是八股文机法派的基本方法,正如机法派的开创者瞿景淳的八股文写作,从字字训释中,把握技巧,寻找规律。对于八股文作者而言,技法毕竟属于零碎的东西,如果不上升到规律,繁多细碎的技巧,必定相互冲击,难以统一。这正好可以用董其昌的一个发现作为比喻,董其昌说画画从碎处积为大山,容易为病,只有从大处把握,并上升到“势”,才能够从总体上给予解决。如果说瞿景淳尚且停留在“字字训释”的表面上的形式技法分析,董其昌则把这种技法的分析上升到了哲学,他是带着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那种琐碎的文章技法,显示了对“法”把握的宏观思维。人们也正是从这个方面,看到了董其昌的意义。
正因为这种宏观概括的思维,才使董其昌把文章的法则上升到艺术法则,进而使他的文之“法”与画之“法”、书法之“法”得以贯通。董其昌作为八股文机法派的集大成者和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位进行形式分析的艺术史家,其间的内在逻辑恐怕就在于此。
作为法则,“宾”字法贯穿在董其昌八股文写作之中,在绘画中也有体现。例如在董其昌1596年创作的《燕吴八景》册之《西山秋色》中,可以看出“宾”字法在绘画布局、造型上的应用。
董其昌所谓的“诗法”,即八股文写作中“超乘而上”的行机。这里,董其昌保持了一贯对古文辞派王世贞的不以为然,但也同时指摘王鏊、瞿景淳这些八股文宗师因不能掌握八股文行机要领而遭淘汰的命运。
董其昌以八股文起家,他不仅以八股文论画,也以八股文观诗,但和他的八股文与绘画成功相比,他的诗歌实在难称成就,钱钟书说:“董香光《容台集》诗,庸芜无足观。”輨輯訛在八股文、古文、诗、词、书法、绘画等门类的比较中,只有八股文和书法这种更加重视形式的艺术,才能和董其昌绘画取得的成就相比,正如王弘撰《山史》初集卷一评董其昌:“画第一,制义(八股文)次之,书又次之,诗、古文、词为下驷。”
与“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的讨论相适应,以诗观画或以画观诗,也是宋代以来的风气。另一方面,虽然从南朝谢赫起,至于唐代张彦远、五代荆浩等,都在积极地探讨绘画的笔法,但只有到了元代,绘画的笔法才和书法的笔法真正结合起来,从而使元代绘画逐渐剥离那种依附于绘画表面上的单纯的诗意,而把士人画中那种难以把握的意气,通过书法性的写意笔法表达出来。
在质朴无文的明代早期,绘画沿着历史惯性和宫廷贵族的品味发展,直到明代中期,随着文化的自觉,人们蓦然发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绘画历史存在着宋的风格和元的风格。于是绘画的“宋”与“元”的争论,如同文学的“先秦”与“唐宋”的争论一样,展现对既往图式的价值选择,以及试图对之修改的艺术雄心。只是修改的参照,并非完全依靠贡布里希所谓的“自然”,而更多地依赖储存于胸的意气乃至气韵。
尽管董其昌最初学画是从元四家筑基,但他很快发现,宋代的董源是他心目中的图式,他又发现,在对董源图式的修改中,巨然、米芾、赵孟頫、黄公望、倪瓒等,已经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历史。在这个由既往大师构成的队伍中,他当处于何种位置?他本来就是信奉心学和禅宗的颇为自负的人,并不缺乏恣意而为的胆气,既然中国画图式的修改依据的是人内心的意气,那么他的意气是什么呢?
他虽然有时也希望在画中表达诗意,但他并不是那种意气风发的艺术家,他的诗词、古文都才艺平平,即便他最为得意的八股文,也不过是“代圣立言”而已,他又生性谨慎,处事周到,在宫廷斗争和官场倾轧中越来越意气不足。因此对他而言,在以意气为尚的图式历史中建立自己的图式,并非易事。但是,既然完全排斥个人意气、纯以代人立言的八股文可以成为精致的艺术,那么宋代士人画中的意气完全可以剥离,元代写意绘画也可以剥离其意而成为纯粹写的艺术。
董其昌以他八股文的写作理念进入到绘画的创作之中,从而证明了通过对既往绘画进行“法”的分析,营造一种排斥意气和“与感觉绝缘”的绘画的可能。在董其昌的世界中,六朝以降中国绘画中神秘的气韵,以及宋元以来文人画中的难以把握的士气,都可以通过“法”来实现,正如17世纪之后的中国诗歌,“格调”、“神韵”被形象化一样,其理论转化成为切实可行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