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妖怪来也
北京无论如何是住不下去了，梁启超举家搬到了天津，住到了在作币制局总裁时建造的一所大宅子，去过“清净无为”的书斋生活。那所宅子坐落在由费雷梯上尉创建的“全面又充满智慧”的意大利租借区，蓝底白字的路牌上写着“Marco Polo”（马可波罗路）。这所意式两层楼房有地下室、传达室、阁楼、汽车房，一二层各有九间大房，二楼由隔扇门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有会客厅、起居室，常用资料室等由梁启超专用，西半部由其家眷居住，一楼是过厅、小书房、客厅等。与北京北沟沿胡同的旧居比起来，虽然那所中式院落所在的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但这所宅子建筑显然更加考究和现代化，更加彰显出梁启超身份地位的显贵。怪不得住了一段时间后，梁启超也由衷生发出了“总住津，不住京”的希冀——这并不是政治失意后赌气说的话。在他的内心，这所宅第对他的“政治脱轨、大局败坏”的失败的悔恨，好歹算得上是一个慰藉。
他在等待一个时机，抛出一篇文章以正视听。偏这时机就这样来到了，筹安会华丽地上演了，其帝制论调高唱入云。汤学顿、蹇念益二人奉杨度之命来天津请求他的支持。支持？又怎么可能？！梁启超不可能在一件事情上犯两次相同的错误，先一个跟头已经栽得够重的了，再来一个，旧伤未愈，难免会出人命的。随波逐流原本也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性格，更不是他梁启超的风格，《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才是他的真正风格！
在这篇文章里，他讥讽古德诺的言论“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什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梁启超说，自辛亥革命以来，不到4年的时间里，“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摧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如此反复无常，我们凭什么“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
梁启超一语道破天机：袁世凯不过是借君主立宪之名，行君主专制之实，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人、任何法律能限制他的权力恶性膨胀，谁也不能天真地指望他在当皇帝后还能推行立宪民主。一句话：袁世凯已经失信于民。
他痛诋筹安会中之众莽夫说，尔等今日不听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总统拖下粪坑，与尔偕亡，十年后将再知吾言之不虚，而追悔莫及。尔曹其毋河汉余言。
当时看了汤、蹇两人的反应，梁启超认为效果基本达到了，但他同时也接受了他们两人的建议，将某几处文字进行了修改，不至于过于激烈，无路可退，毕竟，进步党的实力无法与袁世凯的力量相匹敌，如果老袁真气急败坏玩起硬的来，党同伐异，进步党将因此受到重大伤害，乃至走上了国民党被暗杀、被解散的老路。这是梁启超，作为一党之魁首，感到最为纠结的一件事情。他文章补加的那一段写道：“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胜，公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接着把笔锋一转说道：“强邻迫胁，吞声定盟之时，果未熟而摘之，孕未满而摧之。”这样一来，表面上看，他所反对的就不是帝制而是在条件未成熟的时候作皇帝。
在筹安会成立十日后，在杨度发表《君主救国论》一周后，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反对帝制，他的鸿文钜著，于民国四年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一经刊出，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子就烧遍全国，轰动中外。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听到这尖厉的号角声，许多人贮存于心的嬉笑怒骂，随之而来，舆论风气为之大变。
梁启超要为所谓的“退路”多加盘算。他已经不是空有一腔热血的毛头小伙子，不考虑后果，说打就打说干就干，多年来的社会经验造就了他激情澎湃却又智勇深沉的个性，他在尽自己所能地编织好一条绳索。
这条绳索，断了还可以接续上，失去一截也不毁作用，这条绳索，可以救人，也一样可以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