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情节无疑是极为动人的一幕。当曹操大军压境，刘备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却依然坚持带着襄阳等地的百姓一同撤离。百姓们扶老携幼，拖家带口，跟随刘备艰难前行，每日只能行进十余里，如此情形，让刘备的仁义之名深入人心，一举奠定其仁慈之君的主旋律。然而，刘备此举真的仅仅是出于善良吗？我们不妨从当时军阀割据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来深入剖析。
东汉末年，中原大地陷入了长期的战乱与动荡，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曾经繁华的北方地区，民生凋敝。东汉顺帝时期，冀州人口多达500万，可到了曹操占据冀州后，人口竟仅剩30万，即便如此，冀州仍被称作大州。当时北方农村呈现出“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的混乱局面，农业生产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农民们为了躲避战乱与饥荒，四处逃亡流徙，饿殍遍野的景象随处可见。饥饿不仅成为当时严峻的社会问题，更在兼并战争中，让各方势力因粮草匮乏、人心离散，常常不战自败。
面对这样的困境，曹操的部下枣祗发明了“屯田制”这一应对措施。曹操迅速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广泛推广。屯田制主要分为军屯和民屯，军屯让士兵在驻地附近利用作战间隙开垦荒地，收获粮食充实军粮库；民屯则是招募因战乱、灾荒而流离失所的农民，为他们提供土地、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农民按规定缴纳税粮。同时，曹操还结合“士家制”，用豪强地主征敛方式剥削国家佃客，用私人部曲方式组织国家军队。这种制度，一方面反映了豪强地主统治农民的方式在国家政治层面的延伸，另一方面也是国家与豪强地主争夺流民的有效手段。尽管这种用军事强制形式把农民和士兵束缚在封建土地上的制度，严重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甚至引发了屯田客的逃亡和起义，但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确实起到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对于屯田客而言，避免了颠沛流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佃客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回到刘备这边，同时期的他，必然也深知流民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在那个时代，没有生产力，土地就会荒芜，士兵就没有口粮，军队自然也就没有战斗力。所以，刘备即使在逃亡途中，也不舍得放弃愿意随军流徙的老百姓。刘备携民渡江，一方面固然有其自身仁慈，深受百姓爱戴的因素，百姓们相信刘备能给他们带来安稳的生活，愿意追随；但从更深层次的战略角度来看，刘备是舍不得这些宝贵的有生资源。一旦在新的土地上站稳脚跟，有了人民，就可以组织开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应；有了人民，就可以招募士兵，组建军队，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说白了，这些老百姓就是刘备在战争溃败后想要“赌博翻本”的最后一点赌资，一旦失去，便真的可能彻底失败，而牢牢攥住，或许还有一线成功的希望。
倘若我们身处刘备的境地，面临着生死存亡与仁义道德的抉择，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是为了尽快摆脱困境，放弃百姓独自逃生，还是如刘备一般，坚守仁义，哪怕前路艰难，也要带着百姓一同前行？这不仅是刘备的难题，也是对人性、道德与战略考量的一次深刻叩问 。
